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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文昌拒执案终于赶在夏秋执行攻坚活动的尾声有了结果，东州法院也在打击拒执犯罪领域实现了零的突破。但现在还不能高兴的太早，因为永昌公司的执行案还远不到结束的时候。
实际上，陈默雷也高兴不起来，因为自从廖文昌拒执案结束后，他几乎每天都会接到债权公司老板们的“骚扰”电话。除了亚龙公司的董事长柳亚龙信守当初的承诺，没有打来电话催促执行以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老板的电话几乎是一个接一个。
刚开始他们话说还算客气，可后来却越说越难听，好像欠债不还的人是陈默雷一样。不过，陈默雷也知道这9家债权公司的状况，除了亚龙铸造有限公司外，其他8家债权公司的日子都不好过。所以，他也能体谅这些公司老板的苦衷，更何况这些公司还有一大帮员工要挣钱吃饭。
说起来，一切都源于庭审中突然冒出来的那张假借条，因为它太容易让人浮想联翩。
这是一个怀疑的年代，债权公司的老板们早就不相信廖文昌的为人了，自然也不会相信廖文昌在法庭上所说的话。
他们更愿意相信，廖文昌至少隐匿了1000万元的公司或者个人财产。
如果不是这样，假借条上载明的借款数额怎么会是1000万元，而不是其他数字？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怎么出得起谷少康那100万元的好处费？
如果不是这样，廖文昌又怎么能请得起上海来的律师？要说廖文昌没有履行能力，鬼才相信！
时间进入12月份，夏秋执行攻坚活动刚刚结束不久，东州法院还没来得及召开总结大会，便迎来了市高官会组织的人大代表视察团。
按照东州市高官会的工作计划，高官会每年都会对东州法院进行两次视察，而这次就是今年的第二次，也是最后一次视察。
12月份的首个星期一，东州高官会副主任朱兴盛率领20名人大代表组成的视察团来到东州法院。
按照预定方案，本次视察的重点是司法公开工作。视察团先是在旁听观摩了由民一庭庭长岳凌云主审的一起劳动合同纠纷案件，然后便是举行座谈会。
座谈会在中型会议室举行，人大视察团和院庭长们隔着长长的会议桌相对而坐。
刚开始，座谈会还按照预定程序进行，可开着开着就变了味儿。
之所以会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视察团里有3个特殊成员：这三个人都是人大代表兼规模公司的董事长，而他们的公司正是永昌公司案的申请执行人，其中，特别是乔振邦的德诺贸易有限公司，早已经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了。
在这种情况下，相较于此次的视察活动，乔振邦更关心自己的案子。
从一进法院，他就拉着脸，听到代表们的发言个个都是溢美之词，什么公正公司了、阳光司法了，他实在忍不住了，首先发难道：“咱们东州法院的司法公开工作已经做的很到位了，这个没的说，可我今天想说点题外的话。”
他也不管朱兴盛是否同意，直接把话题转到了永昌公司的案子上：“咱们法院的执行行动搞得轰轰烈烈，可为什么我们公司的执行案子却一直没回音？今天当着秦院长的面，我就想问一问，你们是对我有什么意见呀，还是因为我没给你们提供赞助呀？”
秦怀远礼貌地笑了一下，说：“乔总说笑了，我们既不会对您有意见，也不需要您的赞助。执行工作本来就是我们的法定职责，对于所有的执行案件，我们都会尽最大的努力去执行，尽可能地兑现胜诉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在这一点，我们从来都是一视同仁、不打折扣的。”
从乔振邦的语气中，朱兴盛龙嗅到了一股火药味儿。如果任由乔振邦这么说下去，座谈会恐怕就开成质询会了。于是，他接过话来，对乔振邦说：“乔总，咱们这次视察活动的主题是司法公开。如果你对自己的案件有什么意见或者想法，是不是等活动结束后单独向法院反应呀？”
“干嘛结束后呀？择日不如撞日嘛。”乔振邦不仅不顾朱兴盛的劝告，反而把皮球踢给了秦怀远：“秦院长，案子的事今天不能说吗？现在可是工作日和工作时间，难道我就我们公司的案子，向您反应一下意见还要看场合吗？国家有哪条法律规定，在这种场合不能提案子的事了？
我书读得少，孤陋寡闻，如果有不当的地方，还请您指出来！”
虽说乔振邦在这个时候、这个场合说这样的话，的确不太合适，但相比而言，阻断他发言却更不合适，因为无论是在法律上，还是在情理上，作为申请执行人，他都有权利就自己的案子反应意见，更何况现在本就是上班时间。
秦怀远是科班出身的院长，当然知道这一点，所以，他也只好同意乔振邦继续说下去。
“有些话我本来不想说，可不说我心里实在憋得慌。”乔振邦说起话来已经不讲情面了：“说心里话，我原来对你们法院的执行工作没什么意见，甚至可以说是相当理解的。永昌公司的案子刚开始执行的时候，执行局的陈局长也多次找过我……”
提到陈默雷，他扫了一圈，这才发现陈默雷不在会场。
秦怀远忙解释说：“今天上午有个腾退沿街商铺的案子，被执行人不肯配合，陈局长正靠在执行指挥中心盯着呢。”
乔振邦应了一声，继续说：“开始的时候，陈局长说，廖文昌人还没找到，不能确定隐匿财产有多少、藏在哪里，目前只能先拍卖永昌公司的现有资产。
他先是提出，把永昌公司的财产整体拍卖，说这样拍卖的价格更高，还可以为永昌公司的员工保留工作岗位，一举两得，不过时间要长一些。
我知道员工的难处，永昌公司那么多员工总不能说不管就不管了，于是，我就答应了。
后来整体拍卖拍不出去，又改成分别拍卖，永昌公司的土地和厂房一共拍了将近4000万。
当时他提出，先解决永昌公司员工的工资问题。
这个我们理解，员工嘛，都是靠工资养家糊口，而且员工还那么多，弄不好会影响社会稳定。为了大局，我们也答应了。
等员工的工资发完了，拍卖款还剩下了不到3000万，按照债权比例，我们只分到了230万。
当然，那个时候，廖文昌还没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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