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郝刚继续讲：“这个工人是在一个酒厂上班，一个有五百多工人，曾经名气不小的酒厂，当年不断有市里各部门领导过来给予指导。”
“后来酒厂决定进行扩建，但在扩建立项中，到底是采用旧工艺还是新工艺呢，争议很大。酒厂这个‘媳妇’想上新工艺，但市里各部门领导不愿意，最后‘婆婆’说话比‘媳妇’管用，政府也想省钱，就选用了旧工艺。很显然在决策这事上酒厂说了不算。”
“在申请立项时，为了最终通过审批，整个工程被分解成三期，只是为了减少前期资本的投入缓解‘婆婆’的压力，在每一期的工程设计上，还把应同期配套上马的相关设施不负责任地推向后期。这就造成后来生产中产生的环境污染使该厂每年都要交纳补偿款、环保款等，增加成本数十万元。”
“最后一期工程上马时，‘婆婆’思想又变了，采购的技术与设备又要选用了新工艺，设备与技术与原设计不匹配，导致设备引进后不能及时安装，而是放到了二轻仓库里落灰。最后一期工程陷入停顿，不但不能转化为生产力，还成为该厂无力负担的包袱。”
“厂子效益日益下滑，‘婆婆’把责任怪到了‘媳妇’身上，在短短的2年内连换了5任厂长。尽管‘婆婆’很积极地多次采取了救厂行动，但均以贷款耗尽、生产停顿而告终，该厂最终迈进破产的大门。”
停了一下后，郝刚最后大声质问樊义山：“厂子破产了，厂长可以换地方，这五百多工人怎么办？吃不起肉、看不起病、丢不起人，还会有多少人要吊死！”
声音大的元月在屋里都听得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