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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朝中主张维持现状和平的文官和武将便占了大多数，这些人不想打仗，又想要钱，所以，借口准备北伐或边境防御向朝廷伸手要官要钱，但又借口战争准备没有做好，迟迟不真正付诸行动，在前线的将领，往往与金军将领暗通款曲，共同维持这种和平的现状。从上到下、从内到外，宋金两国实际上共同造就这么一个口头上备战、事实上避战的政治生态。一旦到了真正开战，就一定会出现韩侂胄在‘开禧北伐’时遇到的无人听从指挥、前线将领互相拆台扯皮、甚至投敌叛国的情景（当年，张浚北伐也是如此失败的）。后来有些人将韩侂胄的北伐失败归因于准备不充分便草草出兵所致，这实在是对当时的政治生态缺乏深刻的了解，以当时的官员和将领的心态，是无论花多少时间、投入多少钱都做不好北伐准备的，只能越准备越糟，越准备败得越惨。
韩侂骨之死证明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南宋当时从上到下，从皇帝、官员到士兵、百姓，绝大多数人是想过安稳日子的（哪怕是屈辱的做儿皇帝的安稳日子），即南宋的官民人等绝大多数是主和派、投降派，只有少数人是主战派。朝野上下，全国官民是痛恨主战派的，因为这些人破坏了他们宁静安生的快活日子，将他们推进了战火之中，所以，杀掉韩侂胄（或放逐张浚）之流的主张，反映了大多数人的心声，尽管有少数人支持张浚、韩侂胄等，但成不了气候，反而遭受冷遇和打压。
对韩侂胄的处理深刻地反映出南宋皇帝和主要官员的怯懦、卑劣和邪恶。本来金国内部也是矛盾重重，他们提出杀掉韩侂胄只是政治讹诈而已，杀掉韩侂胄他们已如释重负，很满意了，可是宋宁宗和史弥远却陷入深深的恐惧之中，生怕不按金人的要求去做，会带来更大的麻烦。所以，竟然把韩侂胄的尸体从棺材中剖出，将其头颅割下，送给金国人，以表明自己彻底投降的态度。我们见过投降的，但没有见过这么无耻邪恶的投降的，这应予以千载谴责。相比之下，金国人对韩侂胄的态度还令人尊重，他们将韩侂胄的首级予厚葬，并给了一个恰当的谥号‘忠谬侯’，说他‘忠于谋国，谬于谋身’！什么意思？就是说他为国家考虑得太多了，对自己考虑得太少，这个评价是公道的。
与之相比，南宋那些谋杀了韩侂胄的皇帝和大臣就显得更加卑劣，为了掩饰自己的卑劣行径，他们开始大肆纂改历史，篡改当时史官记录的‘实录’，将韩侂胄打造成十恶不赦的奸臣。”
杨鹏举叹道：“又是一个枉死的好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