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扬,不听他们的解释。“我问一百次,你们会有一百个原因来对答,是不是?那些原因拿到别处说去吧,我这里不要听。你们必须明白,今天的会议来迟了。做为一个工人,可能不算大事,扣上几角钱,或者手脚勤快点,也就补上了。可是你们是管人的人,这就是大事,是不能允许出现的大错。要创建一支能打善战的过硬队伍,纪律、信义是最基本的条件,干部松散成这样了,还有多少带兵的本钱。”
“书记,不就五分钟吗。”其中一位年纪大些的车间主任,长期以来批评惯了别人,而多年来从未有人如此正面对他做过指责,这番措辞激烈,气势逼人的语言叫他有些受不了。趁书记停顿的时刻,带点不服的情绪轻声回了一句。
“无稽之谈。我是说你迟到了,而不是与你争几分钟。”想不到这话重又激起辛书记渐已平息的怒火。“五分钟,五分钟怎么样?是觉得错误不足定论,还是感到受了冤枉?如果后面又有迟到十分钟的人,刚才那番话就该对他们说,而你们就可以完全解脱了,是不是?那么,我对准时到场的这么多好同志该如何交代?难道下次开会就允许有五分钟的自我掌握时间?不行!有第一次就少不了第二次,可以迟到五分钟就无法制止十分钟。老同志啊,我要是在表扬你,会不会也推呢,不会,绝对不会。很普通的成绩都喜欢加足水分,掺够沙子,标显它的分量。听到批评,自然就会躲躲闪闪,不愿正面接受。好好恶恶,喜顺厌逆,这就是当前我们的干部队伍的一大特点!凭着这些人,就想搞四化?就想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就•;•;•;•;•;•;哼•;•;•;•;•;•;呃。”他的嘴大张着,哼了几声,没有继续说下去。因为他省悟到这不是会议的主题,不想纠缠过多的时间。
话虽停了,但他的情绪仍然非常激动。说话时手几次按在桌子上,只是理智告诉他,在任何人面前都不能摆领导架势,耍家长作风。当众敲桌子打板凳,以助声威,是不可取的。尤其是对那些年龄工龄比自己大的人员更要小心,所以没敲响。“好了,坐下吧,开会。”
这段小插曲搅乱了他的思绪,一下子转不回来。他悄悄对身旁的总站长说了声:“你先讲几句。”自己靠在椅背上,翻看着笔记本,以求得到几分平静,迅速将紊乱的思维集中到下面的会议上来。后边吸烟的人,丢过一支烟,落在桌上。他迟疑了一下,伸手捻起,也没回头看看是谁,从旁边人的烟上借火点燃,小心地吸了起来。
总站长没准备多说什么,被突然推上前来,他定了定神,换个话题说道:“今年是下关总站建站三十周年。按古人的说法,就是到了而立之年。什么是而立呢?就是基本能够自立,不需要大人的呵护和帮助。在座的各位,大多是建站初期的老工人,老功臣了。总站发展到今天,每一步都是在你们眼前走过来的。三年自然灾害,**,改革开放,我们经历了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不用我一一细述了。如今当然今非昔比了,下关已成为滇西北高原的运输中心,在全省全国也颇有其名。这一切来得容易吗?我问过一个教授,当时为什么谁也没啥杂念,听毛主席一句话就人人拼命呢。他说这叫‘穷则思变,’谁也不愿眼看资本主义,口叫社会主义,干的封建主义,吃穿奴隶主义。我又问他,人一富起来又会想些什么。他说一般情况下,人富了就会多想些财产的积累,利益的享受。为什么在全国解放前夕毛主席要告诫全党同志坚持两个务必,就是这个道理。古人有诗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我们这些在滇路上跑运输的人,三十年来走过的路,就比上青天还难。刚刚有了点成绩,闹了几顿温饱,是不是就有人想着回家抱孙子,享太平,不思进取,不想奋斗了。这可危险呀。六十年代中期,七十年代初,不是也出现过几段富庶美满的好日子吗?为什么转眼又消失了呢,道理很简单,就因为我们没能坚决地干下去。现在安定团结的局面来之不易,党的新政策更是几代人用血换来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跟着干就是了。书记刚才的批评非常中肯,越是老同志,越要决定不移地团结在党周围,不允许有任何讨价还价的行为,也不允许有丝毫倚老卖老的私念。在现有的岗位上,唯一要做的就是不遗余力的干。”
辛书记干咳了两声,总站长便止住没完的话。“老师傅可能面子有点过不去,回去往深处想想吧。我们的工作讲究实事求是,以前为了面子我们干了不少虚假的事,那是不可多得的教训,再也不能重犯了。现在重新回到会议的中心。”
一支烟的熏陶,书记与几分钟前判若两人,换了一种完全不同的腔调说道:“还接着说老许的事。可能有人会说,许进山犯了啥错,怎么被撤了。我再说一遍,没有,他是一个好同志。”说到这里,觉得坐着讲话不够顺气,干脆站了起来。
“老许担任四车队党支部书记十五年。这些年,四队的运输任务年年超额,上交利润从不拖欠。车辆保养,节油情况,安全情况,政治学习,另外还不妨提到工会,青年团工作,职工的文体活动,宣传教育,还有驾驶员在外的文明守法。总之,一切可以看得见的指标,基本都是好的。在全站范围内,说大些,在全省范围内,也是处在先进的水平。这是全队一百多人集体努力的结果,做为主要负责人,不用多说,他也是功不可没的。那么,又到底为什么要撤他的官呢?”说到这里停了片刻,朝各方望了望。在座的人都把注意力集中在书记的身上,急等着他对此做出解释。怎么反而象问人一样,只提出了问题,让人们去思考。急于想清楚前因后果关系的基层干部,更不能袖手旁观,有人甚至觉得与自己的前途息息相关。
辛书记总算开口了。“大家知道,老许原本是驾驶员,可能是纳西族上路开车的第一人。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他被调到了领导岗位。这在当时是很自然的,无可非议的。即使用今天的眼光来评断,我们也不能对它有过多的指责。那是处在混乱之中,老干部停职下岗,新干部不见行迹,前后交替脱节,做为权宜之计,选派一批出色的基层人员补充领导岗位,是合理的,也可以说是高明的。他们政治坚定,技术精通,工作积极,又有群众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他们普遍文化水平低,理论知识差,本位主义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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