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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久地将认识与实践相统一的努力。读书说的不是死读书，而是知行合一的努力。
人如果不学习，不能勤勉地将自己的认识与实践统一起来，而是每天都过着“欲胜义则凶”的日子，那么叶公好龙、南辕北辙、对面不识的事情还会少了吗？韩非曾经说过一句话：“儒以文乱法。”孔子自己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虚妄矫饰的东西是很多的。但是，万变不离其宗，这个世界上一以贯之的道理，就是“实”。
虚妄再多，也不等于就无法认清真实。抓住事实，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破除虚妄。先秦哲学家都在谈别囿。东汉思想家王充也说“疾虚妄”，这些道理大家都明白。“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藏之约，行之行，可以为子孙常者，此言之谓也。”
周武王为此写了十七条铭文，写完之后，他还谦虚地说：“予一人所闻，以戒后世子孙。”周武王是开国之君，他是可以这样说的。我没这个资格去告诫谁，我只是谈一谈我的想法。
万变不离其宗，只要坚持立足事实，那么就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就可以尽量避免被情绪节奏坏了事。所以，我们至少可以明确一个原则：读书写字，不能为釜所蒙蔽，而要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
这件事给我们最重要的警示是，要避免怀才不遇的陷井。文人最喜欢这个词了，因为自认为有才。自己没有得到相应的名和利，就用怀才不遇这个糖水安慰自己。
历史上，当然有怀才不遇的人，比如辛弃疾，他一员好好的战将，却终老于词赋之间。靠写点诗词文章来装点一点小情绪，靠山水美女来安慰自己英雄老去的心。
但更多写文章的，其实也没多大能力。有的人诗写得好，也很大气，如同李白一样，但他在政治上，是一个糊涂的人，当然，他当大官干大事的理想没能够实现，是与他能力上的偏科，有关系。
许多文人干事虽然不行，但写文章忽悠人的本领却是专业的，自吹的能力也是钢钢的。当然，这里，我不是说司马迁。司马迁是千古史学界的巨人，他在卫青和李广的问题上，有感情因素，所以造成了评价的偏差。这么厉害的史学大家，因为感情而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失去准星，那么，一般平庸的文人的材料，可信的就更不多了。
司马迁当时写史记时，是充满悲愤的。他对自己的发小，汉武帝是有意见的。毕竟，自己当时对李陵只是因为感情，说了几句好话，结果，武帝居然残忍地将自己处以宫刑，这就伤了太史公的心。
武帝最大的功劳是平定匈奴，而平定匈奴的最大功臣是卫青和霍去病，这都是武帝的姻亲。此时，司马迁当然不能在书中直接批评皇帝的不是，但可以从他最骄傲的功绩入手，批评他最亲近的人。这也算是文人的一种能力吧，能够影响你的声誉。
当然，我们不能以小人之心来评价高手的动机。但即使司马迁没这个心，但感情的因素，却让他有了偏差。我们在看其它史籍时，难道不应该小心吗？
历来文人相轻，是有专业原因的。因为，文无第一嘛。由文人来评价武将，又隔了一层，专业不对口，评价标准也不一样。因为，武无第二。
许多优秀的文人，眼界高，志气大，但干事情不行。比如天花乱坠的赵括，牺牲了赵国四十万人。比如写诗最好的南唐后主李煜，还有画工笔花鸟美到极致的宋徽宗，这些人，在文人领域，都是顶级高手，但在政治领域，却丢了国家江山。
最近的，志气最大的典型，汪精卫可以算是一个了。学历高，文笔好。当年也是热血青年，为了刺杀满清高官，不惜作孤胆英雄，拼死一搏。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因为与蒋争权中的消极情绪所左右，并且因为政治上的软弱和幼稚，居然在日本侵略时，当了最大的汉奸。
他在判断形势时的糊涂以及他因个人名利而作出的选择，是文人败类的典型。
本事总是从实践中来，文人要避免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当你发现现实与理论不符时，千万不要随便责怪现实不对。也许，更大可能是，你学的理论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