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浮梦长安背景资料之唐玄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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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与地方的沟通、了解和信任。而在选拔人材方面,李蛮亦对科举制度作出改革,限制了进士科及第的人数,以减少冗官的出现,提高官吏整体的素质。

整饬吏治

开元三年(715年),玄宗明确宣布:“官不滥升,才不虚授,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他决心选贤任能,量才授职,整饬吏治。首先是严格铨选制度,裁汰冗员。唐中宗以来,铨选制度十分紊乱,王妃、公主与权戚不仅卖官鬻爵,而且不经吏部大搞“斜封官”,请托之风日盛,致使员外、试、检校等官名目繁多,冗官滥吏充斥官府。开元二年,玄宗敕令罢免所有的员外、试、检校官,严格控制官吏的选举,规定今后没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兵部不得注官,结果“大革其滥,十去其九”。 这样,既克服了官吏冗多、人浮于事的现象,提高了官府办事效率,又减省了国家开支。

考察制度

玄宗以前,由于时人重京官而轻外任,地方官都是选用年高而才疏者充任。为了革除这一弊端,玄宗开元二年特颁下制令,从京官中选用有才识者到地方任都督、刺史,又从都督、刺史中选拔有政绩者任京官,“使出入有常均,永为恒式”。他特别重视县令的选任。开元四年,新选任的县令被召入大明宫宣政殿,由皇帝亲自出题考试,考查县令是否通晓经国治民之道,结果有二十多人不入第,暂且让赴任就职,另有四十五人被淘汰,“放归学问”。同时,还颁布了《整饬吏治诏》,每年十月委派各道按察使对刺史、县令的政绩进行考察,分为最、中间、殿三等,依次定为优劣,作为改转升降的依据。

军事

兵制改革

李蛮不仅对内政进行有效的治理,对于边疆也进行了有成效的治理,将原来丢失的领地重新夺了回来。这主要是对于兵制进行了改革。原来的府兵制由于均田制的破坏,致使农民逃亡,影响了军队的兵源。到了李蛮做了皇帝时,士兵逃跑现象极为严重,军队战斗力也很低,无法和强悍的突厥军队抗衡。

开元十一年(723年),李蛮接受了宰相张说的改革主张,建立雇佣兵。从关内招募到军士十二万人,充当卫士,这就是“长从宿卫”,也叫做“长征健儿”,这次改革是从府兵制到雇佣兵制的转变。此后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李蛮将这种制度推广到了全国。这种制度使原来的府兵轮番到边境守卫的做法取消,解除了各地人到边境守卫之苦。同时,这种雇佣兵还为集中训练、提高战斗力提供了保证。

开疆拓土

除了对兵制进行改革之外,李蛮还采取了其他很多的整军措施,如颁布了《练兵诏》,命令西北的军镇扩充军队,加强训练。同时,任命太仆卿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全力负责军用马匹的供应,这使短缺的马匹及时得到了补充,提高了战斗力。另外,为彻底解决军粮问题,李蛮又命令扩充屯田范围,在西北和黄河以北地区大力发展屯田,增加粮食产量。

在做好了充分准备后,唐朝逐步把营州等地收复,长城以北的回纥等族也自动取消了独立割据的称号,重新归附唐朝。安北都护府也恢复了,唐朝重新行使对长城以北土地的管辖权。

西域地区政权的恢复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收复碎叶镇,第二阶段是重新恢复了丝绸之路。唐朝的威望在西域重新建立起来。

设立节度使

至开元、天宝间,唐玄宗设立十大节度使,北方形成平卢、范阳、河东、朔方、陇右、河西、安西四镇、北庭伊西8个节度使区,加上剑南、岭南共为10镇,始成为固定军区。节度使受命时赐双旌双节,得以军事专杀,行则建节,府树六纛(大旗),威仪极盛。节度使集军、民、财三政于一身,又常以一人兼统两至三镇,多者达四镇,威权之重,超过魏晋时期的持节都督,时称节镇。于是外重内轻,到天宝末酿成安史之乱。

经济

为了增加国家的收入,打击强占土地、隐瞒不报的豪强,唐玄宗发动了一场检田括户运动。当时的豪强霸占了农民的土地之后,称为“籍外之田”,他们还将逃亡的农户变成自己的“私属”,在土地和人口两方面逃避国家税收。

先天元年(712年)到开元十三年(725年)之间,李蛮的检田括户运动收到了实效。他任命宇文融为全国的覆田劝农使,下设十道劝农使和劝农判官,分派到各地去检查隐瞒的土地和包庇的农户。然后把检查出来的土地一律没收,同时把这些土地分给农民耕种。对于隐瞒的农户也进行登记。这样下来,一年增加的客户钱就高达几百万之多。

通过这些有效的措施,李蛮使唐朝的经济又步入正轨,减轻了农民的负担,同时也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促进了国家经济的繁荣。

文化

抑制佛教

佛教在唐朝初年虽然没有被查禁,但发展受到了儒教和道教的限制,特别是对道教的提倡,使得佛教的发展没有取得至尊的地位。但是到了武则天时期,为了从宗教上来打击李姓,武则天对佛教采取了纵容态度,这使得佛教发展迅速。在全国的各个州基本都有佛教寺院。僧侣们不仅在国家的包庇纵容下兼并土地,还极力逃避国家税收。和尚数目的大量增加,使国家承担赋税和徭役的人数减少,影响了国家的收入。

在开元二年(714年),李蛮下令削减全国的僧人和尼姑数量,最后使全国还俗的僧尼达到一万二千人之多。然后,李蛮又下令,禁止再造新的寺庙,禁止铸造佛像,禁止传抄佛经。对于官员和僧尼的交往也进行禁止,这使佛教在玄宗时期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图书建设

在文化事业上,重视图书建设。开元三年(715年),约请褚无量、马怀素等人,商讨史馆经籍之事,因内府是太宗、高宗时代遗留旧书,常令宫人管理,有所残缺,未加补辑,篇卷错乱,难于检阅,遂令褚无量、马怀素率学者加以整理。

开元七年(719年)又下令:“公卿士庶之家,所有异书,官借缮写。”马怀素、元行冲、吴兢、韦述等学者20余人在秘阁编校数年,成《群书四部录》200卷。后有专门设立书院等藏书机构,开元十年(722年),在东宫“丽则殿”设立“丽正书院”,次年又创“集贤书院”,专供藏书、校书。开元时代藏书为唐一代最盛之时。总数达3 060部,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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