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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少卿说：“好了，我已经知道你的意思了。你不必再说了。我自己的事，我自己处理。无论有什么结果，都是我自己承担。我先放一句话在这里，希望你不要掺在这件事里，我不想伤了和你的关系。”
顾尚宾把这件事再次考虑一遍，感觉这已经是最好的结果了。能和右少卿保持一种特殊的关系，对他今后的工作是有利的，甚至还有可能是他手里的筹码。所以，他此时虽然嘴上什么也没说，但心里已经拿定了主意，和这件危险的事，保持距离。
于是，他平和地说：“右少，我已经知道你的想法了。我呢，该说的话也已经说过了。可能你也累了，就好好休息吧。等这件事过去了，我再和你联系。”
右少卿笑着说：“顾先生，等有时间了，再和你一起去吃鱼丸吧。”
顾尚宾苦笑一下，向她挥挥手，起身离开了病房。
几乎与此同时，右少卿的姐姐左少卿，在潮海大厦楼下的大厅里，也遇到一个意想不到的人，梅斯。
她从监视点里和冯顿分了手，直接回到潮海大厦的房间里。她吃了简单的午饭，给自己也给妹妹拿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就准备去圣玛丽医院。
当她乘电梯到了楼下时，正看见梅斯从窗边的沙发上站起来，微笑看着她。她明白，所有人都是为了她们姐妹的事，在暗地里活动起来了。
他们去了大厅旁边的茶室里，坐在一张小圆桌旁喝茶。左少卿猜想，梅斯一定已经知道发生在昨天下午的事了。
果然，梅斯喝着茶，直截了当地说：“左少，昨天下午发生的那件可怕的事，我已经听说了。首先，我为你妹妹受伤感到难过，我真心希望她尽快恢复健康。其次，我不希望再发生什么意外的事，影响了我和你曾经商量过的那件更大的事。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左少卿冷静地看着他，说：“梅斯先生，你的消息很快呀。”
梅斯静静地说：“凡是涉及到我们的利益的事，我们都要尽快了解。如果可能，也尽快采取适当的措施。这是我现在最关切的地方。其次，我想多嘴问一句，我们商量过的那件事，有消息了吗？”
左少卿一摇头，“我不想瞒你，估计也瞒不住。我没有任何消息，你还要等。”
梅斯点点头，静静地喝着茶，他只是很随意地说：“希望尽快有消息。”
左少卿低头拿起自己的茶杯，借此藏起自己的目光。
一个人的目光总是会暴露他的想法的。她低头看着茶杯，就是不想让梅斯看见她的眼睛。她隐约地意识到，梅斯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被捕美军飞行员的事，一定有特别重要之处。但她也想不出来，一个被俘的美军飞行员会有什么重要性，需要梅斯如此关注。她只是想隐藏自己眼睛里的疑惑。
这时，梅斯却笑了起来，说：“左少，我发现，我确实有些迂腐，非常可笑的迂腐，不是吗？当年在南京，我一直想通过‘槐树’先生，和贵党建立一个可以保持联系的管道。却没有建立起来。我很迂腐，我一直在骑着马找马。其实，你就是我最好的管道呀！是不是？”他笑得满脸生花。
左少卿冷静地看着他，轻声说：“我们这条管道有用吗？我听说，中美之间在波兰就有大使级的会谈，而且会谈还很频繁。”
梅斯却向她一挥手，“那些官僚们，一无用处。”他一看左少卿的脸色，急忙改口说：“我指的是美国政府方面，不是指贵国外交部。”
冷静地说，梅斯和左少卿的这条管道，确实发挥了非同一般的作用。
再冷静地说，中美两国在波兰举行的大使级会谈，是由两国外交部门主持的。从一九五五年八月，到一九七〇年二月，共计会谈一百三十六次，却正如梅斯所说，没有取得任何说得过去的成果，到一九六八年一月，已经事实上停止了。
一九六九年一月，尼克松当选美国总统。当时中、美、苏三大国之间的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在这期间，中、美双方都有了互相走近的意图，甚至互相释放了许多和解的信号。从中国这方面来说，开展乒乓外交，毛一主席会见斯诺，主动释放被捕美国人等等，都表明了这个意图。美国方面也同样有所表示，他们先后放宽对华经济封锁，撤走游弋在台湾海峡的美国军舰，移走在日本的核武器等等。但是，在这个期间，中美之间虽有愿望，却没有一个可以互相交谈的平台。
尼克松不想重新启用中美在波兰的大使级会谈。这个会谈由美国政府外交部门主持，十几年来没有产生任何积极作用。他不相信外交部门的那些官僚能处理好中美之间的事。他迫切需要一条更有效也更秘密的管道。当时，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助理基辛格博士在遍寻之下，竟意外发现。中情局在香港，还与中共方面保持着一个低级别的联络“管道”。
一九六九年四月，即将退休的梅斯奉绝密使命前往香港，与左少卿见面。
那一天，梅斯与左少卿秘密见面，没有多叙旧，直接说：“我奉美国政府高层的指示，想通过你了解一下，能否在中美之间，一定高层的级别上，建立一个秘密的有效的联系管道。我强调一下，不是中美在波兰的那种大使级会谈。”
左少卿深知此事关系重大，当天夜里，就通过龙锦云将这个情况报回国内。
事后据杜自远查证，这个报告由中调部转到外交部，但是，也从此石沉大海了。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梅斯几次与左少卿见面，却没有得到任何消息。他们默默地互相注视着。他们都明白，他们对这种情况毫无办法。
一九六九年九月，尼克松久久等不到梅斯给他带来的好消息，不得不责成美国驻波兰大使斯托塞乐，设法恢复中美在波兰的大使级会谈。但是，尼克松很快就发现，这个大使级会谈毫无意义。他仍然需要一条更有效的管道。
在中国国内，毛一主席和周总理也在为当前的国际形势而焦虑。
毛一主席和周恩来总理深知中国外交部的软弱与无能，不可依靠。从一九六九年二月起，他们抛开外交部，指定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四位元帅另组班子，深入研究国际问题，酝酿利用美苏矛盾，改变中国对美政策的战略转变。
一九六九年九月，四位元帅在《对目前局势的看法》的报告中提出：“在中、美、苏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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