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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他的母亲。如果他走上不归之路，年轻时就守寡的母亲会肝肠寸断的。还有他的妻子和一双年幼的儿女，今后的日子将怎么过？一想到这里，他就怨恨自己是个大傻瓜，怎么就不想想后果呢？他还想活下去，他让几个朋友替他想个万全的计策。朋友们都劝他赶快逃跑，跑行远远的，永远不要再回云阳来。解岳林却摇了摇头说：“能逃到哪儿去？如果一旦被抓，自己就多了一桩逃案之罪。”解岳林说他要去自首，争取得到法律的宽大处理。因此朋友们给他想了一个计策：让他谎称自己是听到有人告阎慧吸毒，他是去抓吸毒犯，对峙中，对方的男人用刀子刺他，他出于自卫才开枪的。为此，他还把自己的手上用刀划开了一条口子作为对方攻击他的证据。
解岳林真是愚蠢之极。虽然他投案自首，有量刑从轻的情节，但他制造假证据的举动，再次毁了他。
第二天，全国的不少报纸都刊登了警察在香江大厦门前开枪杀人的消息，公安部也随即派人到云阳进行调查，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也派记者来了解情况。云阳出了这么大的案件，市委书记王江明十分恼火。他说这起事件在全国影响很坏，要公检法尽快调查，从重从快处理这起恶性刑事案件。公安部门起初还是想保保解岳林，毕竟解岳林曾经当过兵，在中越战争中立过三等功，进入公安队伍后，也侦破过不少棘手的案子，没有功劳有苦劳，只要不让他上断头台，哪怕是判个死缓也行。可检察院认定他作了假证，根据法律量刑，要罪加一等，加之市委王江明书记下了必杀令，因此法院对解岳林杀人案进行了公开宣判，省高院复核后，解岳林最终被判处死刑，执行枪决。杀人偿命，这是自古以来的铁律，但如果有重大立功表现或主动投案者，又会另当别论。如果解岳林当时不听从那些狐朋狗友的屁话，不去作什么假证，而直接投案自首，也许法院会从轻发落，不会判他的死罪。正是由于解岳林作了假证，即使他投案自首，也无法为他减轻罪责了。
行刑那天，解岳林穿了一套新西装和黑皮鞋，他说要干干净净有尊严地去见他的父亲和祖辈。他没有一点对死亡的畏惧，显得格外从容。本来，他想最后穿着警服去受刑，但没有得到有关领导的同意，后来他让妻子送来了从未穿过的一套西服。平时解岳林是很少穿西服的，一年到头穿不了两回。这套西服还是前年到北京出差时，妻子花了大几百元为他买的。可他仅穿了一次，就再也没动过。妻子将西服从衣架上取下来，送到牢房里。解岳林接过妻子送来的的西服，再也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泪水像决堤的河水“哗哗”地流淌。他对妻子说，我对不起你和家人，你要替我好好照顾母亲和孩子，来生我们再做夫妻。
解岳林执行枪决的头一天，领导问他还有什么要求，他说想见见记者，和他们一起聊聊人生。看守所领导请示市法院批准，同意并满足了解岳林的要求。
记者在看守所的一间型讯室里对解岳林进行了专访。记者采访他时，解岳林显得悔恨交加，泪水滂沱，道出了自己许多的心里话。他说自己出身贫苦，从小就想当一名警察，多抓坏人，为民除害，没想到自己如今竟成了警察队伍中的一名败类。他为自己给公安警察队伍抹了黑感到十分难过，他说他辜负了母亲和父老乡亲们对他的期望，平时没有严格要求自己，警钟长鸣，才使自己有了今天这样的可耻下场。他说自己罪有应得，死不足惜，能够用自己的鲜血，换取警察队伍的警醒，他也就会含笑九泉了。他还对记者说，警察队伍不纯洁的现象已经很普遍，有些人民警察根本忘记了自己的职责所在，常常受利益驱动，干一些不为人所知的丑恶勾当。警察和社会上的流氓地痞勾结，充当黑恶势力的保护伞也不鲜见。公安队伍要真正纯洁、廉洁，就要警钟常鸣，自省自律。而现在的公安队伍已经是鱼龙混杂，不大纯洁了，如果公安队伍内部不严厉加以整顿，就会失去民心。他说自己就是一个遗臭千年的反面典型。他希望自己死后，公安队伍用他这个反面教材来教育他人，警醒干警。
后来那名采访解岳林的记者写了一篇《迟到的悔恨——故意杀人犯解岳林专访》的稿件，刊登在《法制周刊》等多家报纸上，不仅引起了强烈反响，也引起了上层公安部门领导的高度重视。不久后，全国公安糸统便开始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内部整顿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