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冤案

对于这一点清代夏燮《明通鉴》也有记载，《明通鉴》是夏燮一生精力的结晶。他不满记载颇失其真的官修《明史》，决意从事明史的研究。经过二十多年的努力，“参证群书，考其异同”，乃写成此书。全书共一百卷，二百万字，记载明朝一代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外交等方面的历史，另外《明通鉴》一书，还有它自己的一些特点，材料丰富，考订详实。夏燮仿照司马光《通鉴考异》的办法，另撰“考异”，并按照胡三省注《通鉴》的办法，收“考异”分注于正文之下。他在《明通鉴》和“考异”中所引用的资料，有的已经散佚了，但在此书中却保存着，历代都认为可信度比较高，他考察了明朝各种史书后，在《明通鉴》中说：“三编御批曰：刘基遇毒及惟庸反状，皆自涂节发之，及狱成而节亦同戳，且以党目之。揆之于理，殊未可信。节如果为惟庸谋主，宁不知事败之必将自累！乃转以首告希图幸免，实情事所必无。”“且陈宁奸状，史传所载綦详，未尝有一语及节，而节亦别无事迹。“其虚实判然可见。”这里明确说了涂节告胡惟庸谋害刘基及谋反是杜撰出来的。那么，胡惟庸谋害刘基则不成立。如此一来，所谓胡惟庸谋反不过是后人杜撰出来的。

就连清初谷应泰着《明史纪事本末》说胡、蓝之案是明tai祖“遂疑尾大之图”“傅会难明之事”。

再者，胡惟庸案是明朝四大案件之一，案件发生后，牵连甚广，吉安侯陆仲亨、延安侯唐胜宗、平凉侯费聚、南雄侯赵庸、荥阳侯郑遇春、宜春侯黄彬、河南侯陆聚等，皆同时坐罪胡党而死，并且追坐已故的营阳侯杨璟、济宁侯顾时等若干人。李善长被朱元璋“知逆谋不发举，狐疑观望怀两端，大逆不道”，朱元璋借口星变，当移大臣，赐太师李善长自缢，诛其妻女弟侄全家七十多口。

此后朱元璋以肃清逆党为名，大规模地屠杀，坐诛者三万余人，株连蔓引，十几年未靖，并作《昭示奸党录》，布告天下。这样大的一个案件，清修的《明史》也只是说胡惟庸被诛时“反状未尽露”，这不免让人生疑。

要知道，《明史》是二十四史最后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纪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传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纪传体断代史，记载了自朱元璋洪武元年至朱由检崇祯十七年二百多年的历史。其卷数在二十四史中仅次于《宋史》，但其修纂时间之久，用力之勤却大大超过了以前诸史。修成之后，得到后代史家的好评。

经过三次改稿，费时几十年。《明史》的确有不少长处。首先，它体例严谨，叙事清晰，文字简明，编排得当。史评家赵翼在《廿二史札记》中，曾将辽宋、金、元诸史和《明史》作了比较，认为“未有如《明史》之完善者”。其次，《明史》的史料较为丰富。当时可资的第一手史料很多，除一套完整的明朝各帝“实录”而外，尚有邸报、方志、文集和大量私家史乘。朱彝尊修史时《上总裁第二书》中说，仅各地的方志藏于国家图书馆者，即达三千余册之多。可见《明史》可信度还是比较高的。

《明史》是清朝的张廷玉的继承前人的成果编写的，张廷玉是什么人是康熙朝大学士张英次子，康、雍、乾三朝元老。康熙时以进士官刑部、吏部侍郎，雍正年间受到重用，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入值南书房、《明史》总载官、礼部及户部尚书，后又相继升他为文渊阁、文华殿和保和殿大学士，并令其改兼吏部尚书，居官五十多年，这样一个忠实的清朝大官，编撰前朝史书自然不会帮着前朝皇帝去刻意隐瞒这样一个实情了，再说了，清朝皇帝当时入关，很需要人心，编纂些前朝的皇帝的恶习才好证明他的统治是合法的，像胡惟庸这样大案子，若当真有谋反之心，岂能不大书特书，但《明史》却留下了一句“反状未尽露”。这足以说明胡惟庸并非谋反，而是被朱元璋的冤杀的。因为他真正的目的，不是在于胡惟庸谋反，而是趁机废除丞相，肃清权臣，为子孙后代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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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记载：“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改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久备顾问。帝方字操威柄。。。

《明史稿》载：“先是，tai祖承前制设中书省，置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以统领众职，置属官参议，左右司郎中，员外郎，都事，中书舍人，分钱粮礼仪刑名营造四部，以条理管辖。十三年，正月诛胡惟庸，遂罢中书省。。。。。。。二十八年敕谕群臣：‘国家罢丞相，设府、部、院、寺以分理庶务，立法至为详善，以后嗣君，其毋得议置丞相。臣下有奏请设立者，论以极刑。

《明tai祖实录》载，癸卯，大祀天地于南郊。罢中书省，升六部，改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布告天下。诏曰：“朕膺天命，君主华夷，当即位之初，召集群臣，讲求官制，远稽汉、唐，略有损益，亦参以宋朝之典。所以内置中书省、都督府、御史台、六部；外列都指挥使司、承宣布政使司、都转运盐使司、提刑按察司和府、州、县，纲维庶务，以安兆民。朕尝发施号令，责任中书，使刑赏务当。不期任非其人，丞相汪广洋、御史大夫陈宁昼夜淫昏，酣歌肆乐，各不率职，坐视兴废，以致胡惟庸私构群小，夤缘为奸，或枉法以惠罪，或挠政以诬贤，因是发露，人各伏诛。特诏天下罢中书，广都府，升六部，使知更官之制，行移各有所归，庶不口烦。于戏！周职六卿，康庶民于宇内，汉命肖、曹，肇四百年之洪业，今命五府六部详审其事，务称厥职，故兹诏谕。”

《明tai祖实录》卷129载，洪武十三年正月已亥，胡惟庸等既诛，上谕文武百官曰：“朕自临御以来，十有三年矣，中间图任大臣，期于辅弼，以臻至治。故立中书省以总天下之文治，都督府以统天下之兵政，御史台以振朝廷之纪纲。岂意奸臣窃持国柄，枉法诬贤，操不轨之心，肆奸期之蔽，嘉言结于众舌，朋比逞于群邪，蠹害政治，谋危社稷……赖神发其奸，皆就殄灭。朕欲革去中书省，升六部，仿古六卿之制，俾之各司所事。更置五军都督府，以分领军卫。如此，权不专于一司，事不留于壅蔽，卿等以为如何？”

《明史”职官志1”序》载：“明官制，沿汉、唐之旧而损益之。自洪武十三年罢丞相不设，析中书省之政归六部，以尚书任天下事，侍郎贰之。而殿阁大学士只备顾问，帝方自操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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