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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嚣张，说不容易，他给我们老板打个电话，让他马上取消这个臭规定。他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简直就是不紧不慢，绝对不是虚张声势。梅姐当时的心凉了半截，判断这男人的背景肯定不同寻常，屋子里这些人，拎出一个都不简单，却没有一个敢拧着他。
见梅姐不答应，那家伙大着舌头，说那干脆直接一点，开个价吧，一晚多少？
梅姐急得出了眼泪，一个劲地解释，说她是学生，不做那个。话还没落地，他抬手就给她一记狠狠的耳光，骂她不识抬举，成心不给他面子。.
梅姐痛得几乎晕了过去，捂着脸向他解释，说不是不给面子，她真是学生，从来没有做过。
那家伙又扬起手，给梅姐一记重重的耳光。那记耳光真的很重，她的半边脸都肿了。他打了个酒嗝，指着她的鼻子威胁道，我问你最后一次，你倒底做不做？其实，那家伙不依不饶，并不是因为一定要梅姐陪他过夜，而是觉得在同伴面前被女人拒绝，而且是一个小小的服务生拒绝，是一件极没面子的事。可梅姐毕竟是在校学生，经验不足，不知道怎么应付，社会阅历太浅，脑袋不会转弯，只知道一个劲儿地摇头。
那家伙气疯了，拿起桌上的酒杯就往梅姐身上泼，泼了她一身的酒。酒水顺着她的脸往下淌，把薄得不能再薄的工作服弄湿了，贴在身上，勾出她又翘又白的凶脯，连粉红色的球头都看得一清二楚。她被酒迷了双眼，呛得直咳嗽。可是，里面的人没有一个敢护着她。可怜的梅姐，只能用手去擦脸上的酒水。屋子里的男人，一个个如吃人的饕餮，用眼睛就能扯光她的衣服。
我感觉苗头有些不对，想去替她求情，可已经晚了。那个家伙一把揪住梅姐的胳膊，把她拖到沙发上，摁在上面。当时，我们全被吓傻了，不知道怎么办才好。那家伙把梅姐摁在沙发上，狠命地撕扯她的衣服，让她的身体裸露出来。
梅姐吓得发出声声惨叫，让我的脑子嗡嗡作响。我的心砰砰直跳，脸火辣火辣的，彷佛被侮辱的不是梅姐，而是我自己。那家伙一手捏着她球体，一手扯着她的里裤，一下子拽到了大腿下面。梅姐又哭又叫，拼命地扑腾，两条腿乱踢乱蹬。她的腿又直又长，在灯光下白得像奶酪。坐在一旁的秃头男人激动得直车领带，好像恨不得自己才是扑在梅姐身上的那个男人。
那个家伙把梅姐的里裤拉到脚腕上，就开始解自己的皮带。一边解，他一边朝那些跟他一起的人嚷道，把她们都带出去，到别的包厢等老子，我完事了就去找你们。
我被秃头男人拽着胳膊拉起来。梅姐见我要走，哑着嗓子哭道，丽妹，救救我，你救救我，你们不要走，帮我叫警察也行啊——我的眼泪哗地就出来了，我现在都无法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情。梅姐太惨了，太可怜了！我脑子一热，想都没想，扑通一声跪了下去，一边磕头，一边求道，您就饶了她吧，她真是个学生，不干这个的，不干这个的。
我当时浑身发抖，不光是害怕，还有一种冲动过后的痉挛。可是，我的哀求没起任何作用，还招来几记耳光，打得我眼冒金星，晕头转向。
其他几个姑娘过来想拉起我，拉了好几次我才站起来。到了外面，经理谭蕴珍过来问怎么回事。我以为来了救星，赶紧拉住他的手，哭哭啼啼地把这件事说了一遍。我当时太乱了，都有点语无伦次，颠了次序。
谁知道，谭蕴珍听了一点也不着急，反而冷着脸警告我们，要我们不要多管闲事，里面的人谁也惹不起。接着，他马上安排我们去别的包厢坐台。其他姑娘都很听话地去了，只有我没有去，我的姐妹正在遭受折磨，我哪有心思去，我跟在谭蕴珍的后面，哀求他赶快想办法。
见我一副不依不饶的样子，谭蕴珍把我扯到一旁，悄声告诉我里面的那个人叫宋胜利，白沙市的市委副书记。我听了，彻底傻了。虽然早就知道里面那个家伙绝对不简单，但没想到他会是省城的市委副书记。这么高地位的人，别说一个小姐，就是老板的老婆在里面被他压着，老板也只能咬碎一口槽牙吞了。这样官不但没有遭到报应，还升了职，当了副省长。
谭蕴珍看我连手也在抖动，就没要我再去坐台，只警告我不要多事，会休息室呆着，别招惹灾祸。谭蕴珍说完就走了，我也不敢留在包厢外面，再说守在那里也没用，只能回到休息室呆着。呆在里面，我总感觉梅姐在叫，声音惨极了。可是，除了震耳欲聋的嗨歌之外，我什么也听不到。
等那些男人走了的时候，我们才敢进去看梅姐。她光着身子横在沙发上，人都傻了，沙发上一大片鲜血。谭蕴珍看了，就让几个保安拿了一块桌布，把人一裹从后门送到了医院。
就是饿死，我也不敢在银海花苑里面打工了。第二天，我就偷偷莫地离开了那里，没拿一分钱工资。打听到梅姐住院的地方，我去看望了她，劝她报案，告那家伙。
梅姐摇头，说即便告了也没用的。
想到她的不幸遭遇，我留下了同情的眼泪，想劝慰她离开那个地方，到其它地方去打工。
梅姐说，天下乌鸦一般黑，哪个地方不是一样？我要回银海花苑，好好整治那些贪官坏官。说这话的时候，我看到她眼中充满仇恨。后来，她真的没有离开银海花苑，连大学也没读了，一心一意在那里面发展，成了银海花苑的头等花魁。那些想见她的达官贵人不计其数，每天得排队等候。
印道红插话道：“你说的梅姐就是上次被抢劫犯勒死在家中的那个梅姐？”
张丽摇了摇头，说：“梅姐不是被抢劫犯勒死的。”
印道红听了，惊讶地说：“那她是怎么死的？”
张丽说：“我也不知道，但我有这种预感，她是被人谋害的。”
因为更想知道张丽身上的条条伤疤是怎么回事，印道红没有追问这个问题，而是问道：“那你身上的伤疤是怎么回事？”
张丽叹了口气，说：“我离开银海花苑后，找了一份保姆工作，一边打工一边自学，后来考上了艺术学校。毕业的时候，经人介绍，我和一位官二代恋爱，并结了婚。刚开始，他对我很好，我们也很恩爱。通过他父亲的关系，我进了省歌舞团，还当了省台的记者。可后来，他不知从谁的口中得知我在银海花苑做过事，就对我疑神疑鬼，逼问我是不是做过小姐。我告诉他我只在里面呆过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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