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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好王 金印的人大有人在。有许多道貌岸然的人，他们的乌纱帽下面不沾点别人的鲜血是红不起来的。
终于顺利通过检票，一上火车，余建强就死死地躺在卧铺上，一栋不懂，还用报纸盖着脸，生怕被熟悉的人认出。他深信，只要有人知道他去北京上放，马上会把消息传给那位大权在握的对手，而那位对手就会对他的家人施加一种可怕的手段。他趴在铺上，一声不吭，没有任何动作，有了尿意也憋着。晚上，他听着列车铿锵有力地倾轧这铁轨的声音。这铿锵有力的声音，给了他很大的安慰和鼓励，也令他感到孤独和凄凉。
半夜，余建强终于下了火车。他走出北京火车站，赶到了他熟悉的长安街。长安街上，那微微的清风，那淡紫色的天空，重新唤起了他对生命的希望和憧憬。他想，这次来绝对不能白来，一定要找出一个眉目来。党组织不会那么清白不分，是非不辨的。任何一个王朝，能够维持长久的统治，都是因为清正廉洁，正大光明。他感到，尤其是此时此刻，他整个希望都几头在党的廉政建设上。
在长安街一带的立交桥涵洞，余建强将就着睡了几个小时。天还没亮，他就醒来，赶往信放局。在那里填完表，工作人员告诉他，回去等待，等有了消息就会通知。
他很想进中南海，想把自己受到的冤屈向中南海的领导同志哪怕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工作人员哭诉一番。而然，中南海警卫不会让他进去，他们有他们的纪律。是啊，这么大的一个国家，要是谁都到中南海去诉说，那不会乱套？
可是，一连几天过去，上方毫无进展。这天清早，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余建强遇到了以为老者。看上去，这位老者应该是退下来的老领导老干部。他们谈得很投机。得知余建强的遭遇后，老者说：“你本身这件事，找不出什么结果来，到哪儿也不会被重视，你还是重点反映轧死人的事情。性命关天，谁都会重视，你去最高人民检察院反映，我保证你能成功。
得到老者的指点，余建强心头豁然开朗。于是，他打听最高检察院的位置。几经周折，在傍晚时分，他终于走进了最高人民检察院的接待室。工作人一边整理材料，一边说：“老同志，对不起，我们该下班了，您明天来吧。”
这是实情，余建强只得离开。天色晚了，忙了好几天，身子实在累了。他又急匆匆地找廉价招待所。可是，几经问价，没有价格低的，他感到实在付不起住宿费。他的身上已经没多少钱了，他还不知道自己要在北京住多长时间。人身在外，钱得省着花，至少得保障有钱填饱肚子。他心急如焚，只好回到北京站，在旁边找个歇息的地方。
在绚丽的灯海下，余建强在路旁找了个位置坐下。无限的疲劳袭上心头，但他没有一点睡意，也没地方让他睡，到处是人。他把包裹垫在屁股下，就这样坐着，从一点到两点，再坐到三点。
临晨，迷迷糊糊中，余建强听到吆喝声。原来，环卫工人来搞清扫了。一个中年妇女，身穿一件黄色衣服，脸上用毛巾包着，人只露着两只眼睛，一边挥着扫帚，一边大声喊道：“走开，快走开，我们清扫了！”
有些动作慢的，被扫帚扫到，哇哇直叫。余建强急忙挣扎着起身，拎起包裹，在街道上溜过来溜过去。天终于亮了，当红霞满天飞舞的时候，他又出现最高人民检察院。
接待室的门已经打开，等待接待的人排着长队伍，慢慢挪动。余建强庆幸自己来得早，排在队伍中间位置。要是再来迟一点，肯定排在队伍后面，肯定要等到下午才有可能登记。没吃没喝的，那得耗尽多少体力！
大约个把小时候，终于轮到余建强了。他从袋子里小心翼翼地拿出县委书记的工作证，递给工作人员。
工作人员检查了他的工作证，很热情地接待了他，并且初步听了他的申诉。然后，他们告诉他，说：“你到我们信方站去吧，那里专门办这类事。去以后，你就找钟处长和谢副处长。你等下，我先给他们去个电话，通个气。”
离开时，余建强才知道今天是检察院领导来信放办轮流值班。他怀着兴奋，急匆匆地赶到高检信放处。接待他的是位女同志，自称姓王。她说：“刚才主任来了电话，钟处长在等你，你绕过去直接去他办公室谈吧。”
在王同志的带领下，余建强直接去了钟处长的办公室。钟处长三十多岁，显得很精明。听了他的申诉后，他很干脆地答复道：“你的处分我们认为不当，不过只能由纪检部门来解决，因为这是党内问题。你反映的问题，我们会马上处理，我们一把手明天从外地出差回，到时候我向他汇报。不过，你得先回去，耐心等待。”
这样的答复，自然是最好的答复了！余建强千恩万谢，怀着一种无限感激的心情和那位钟处长道别。出了门，他就在门口蹲着，因为这次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了。
余建强想，这下可难了，他不止是告状，还要打破一种党内的常规，他哪有力量打破这种常规呢？除非国家开什么重要会议集体商量才能打破这种常规——如此说来，他只能丝路一条。除了回去等待，别无选择！
想到回去的可怕，余建强在心里大声呼喊：不行，我不能回去，死，也要死在这里！为什么不通过媒体，让媒体来扩大事情的影响，受到领导的关注呢？猛地，他想到了媒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