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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把它们应用于生产，每一个人的劳动，无论其特殊用途是如何的不同，从一开始就成为直接的社会劳动。那时，一件产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劳动量，可以不必首先采用迂回的途径加以确定；日常的经验就直接显示出这件产品平均需要多少数量的社会劳动。社会可以简单地计算出：在一台蒸汽机中，在一百公升的最近收获的小麦中，在一百平方米的一定质量的棉布中，包含着多少工作小时。因此，到那时，由于产品中包含的劳动量社会可以直接地和绝对地知道，它就不会想到还继续用相对的，动摇不定的、不充分的、以前出于无奈而不得不采用的尺度来表现这些劳动量。就是说，用第三种产品，而不是用它们的自然的、相当的、绝对的尺度--时间来表现这些劳动量……人们可以非常简单地处理这一切，而不用着名的‘价值’插手其间。
“在这里，无论马克思恩格斯都忽略了一个问题，就是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过程的影响，也就是说劳动者的劳动态度不同，在同样的时间里所创造的价值是存在很大差距的。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谈到了工作日的长度、劳动强度、生产工具的改进、科学进步、生长周期的长短、生产规模的大小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但从来未谈及劳动者的劳动态度对劳动生产率的影响。肯定的说，在资本论的研究范围内讨论这一问题是没有意义的，但对我们今天的问题却至关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