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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方式与最充足的理由走向封赏的情节段落。
剧作家为了呈现出一个加倍欢喜的结局，或是必须利用某种外来的有利力量协助情事的走向正面收场。
藉由圣上无可动摇的旨意来确保美好结局的必然性与正确性，如《还魂记》中丽娘之父杜宝始终以为女儿已逝为鬼不愿与其相认
最后仰赖一道圣令，将众人齐聚封赏，结束原是难以收拾的纷乱场面。
至于对特殊关键情节的设计与运用的话，在六十种曲关键情节的讨论主要偏重于六十部剧作经常运用的十余种情节类型之分析。
当然，除了以上这些常见的关键情节内容之外，尚可见诸多剧本在设计重要段落时创造出极具特色的情节类型或情节内涵，这展现出异于一般剧本常见熟套的巧思。
我们这里便是试图在这些特殊关键情节类型中择选甚具代表性与艺术价值的几段情节进一步作出分析欣赏。
并且特殊关键情节因为能够跳脱多数传奇剧本惯用的情节设计模式而显得独具特色。
但需要明，这并不代表剧作家能够完全运用崭新的创意，写出一部超越时代风格或传奇戏曲特色的全新剧作。
在特定的时代环境与写作氛围之下，无论剧作家或是观众对于既定的艺术型态多拥有特定的期待与想象。
创新的手法固然是创作者与欣赏者都喜见的突破，但终究必须是在符合欣赏者能够接受的基本形体之下再求进一步的延伸变化。
再则每一种艺术型态都有其既定的体制，各种外在形式规范的存在除了是确认一种艺术类型的身份的基本条件之外
其对于艺术内涵自然也多少形成了某种程度的限制。
以传奇戏曲为例，最显而易见的一点便是生旦对应的角色限制造成几乎每一部传奇剧本无论戏剧题材为何。
在情节铺设上都必须对于生旦人物特别加以定位与行动安排，才子佳人与悲欢离合题材的戏曲也因此成为传奇剧作的大宗。
因此关于特殊情节类型的设计，可是在一个熟悉的传奇剧本体制常态之下，穿插运用了不同的创意，以令剧情在某些细节与片段上展现出异于一般戏曲惯见的情节模式之细节与深度。
或是改变了习见的情节发展逻辑，遂而赋予了一出戏不同的气氛及情旨，展现出更多的趣味与艺术成就。
除了突显出一部剧作的个别风格所在，这些微妙的差异也往往成为一部剧作因此获得更多的高度评价的关键。
我们这里的话就从六十种曲中挑选择拣别出心裁的特殊关键情节，进一步加以分析讨论。
像是《红梨记》里的三度错认。
需要明，「错认」手法的运用在戏曲里并非罕见，然而如同《红梨记》一剧同时安排了三次错认情事，可是将错认艺术手法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一部剧作。
「错认」的事件过程也成为该部剧作主情节在线的几个关切要点。
《红梨记》一剧搬演入京赴考的才子赵汝州与官妓谢素秋互有才名因而彼此倾心，汝州几度造访未成。
再度相约，素秋却因拒绝太傅王黼求欢而遭拘，后并设计将其作为献给金丞相一百二十名军妓之首，幸为府中花婆相助，素秋得以逃离出关。
王黼只得以他者冒名顶替，而汝州寻访素秋不成，路上巧遇丞相府打差官，探听之下巧遇押送歌寄车队，方知素秋名列解送歌妓之列，苦求相见不成。
因此相信素秋确在行列之中，从此相别，这是第一次的错认。
汝州友人雍州令钱济之亦知此事，遂将逃至雍州的素秋接迎置于西衙园郑
但盼其来日先勿告知汝州真实身份，暂以园主王太守之女形象会面汝州，直待其功名成就。
此后，汝州与素秋相见之后，即使不知其真实身份就是当初倾心挂念的谢素秋，仍旧为其美貌风采惊艳不已。
二人陷入热恋之后，汝州遂将功名之事摆置一旁。
钱济之见其如此眷恋情爱蹉跎前程，遂与花婆相谋，花婆以卖花女身份出现，谓汝州其所珍藏素秋所赠之红梨花原为鬼花。
并编造太守之女因情而死，魂留花园勾引秀才之事惊骇汝州，汝州听信花婆之语惧怕不已，仓皇而逃，随即赴试京陵;这是第二次的错认情事。
而待汝州中举封官再赴雍州，见着素秋竟仍误信其为王女之魂，惊慌恐惧无法相认，第三度未能明辨素秋身份。
其后在钱氏解释明、素秋以诗为证的情况之下，汝州方知连串事件的来龙去脉，进而确认眼前之人不但非鬼为人，同时是挂念倾慕已久的谢素秋，二人终能共结连埋。
可以看到，在这部戏剧中的三度错认情节之安排设计令剧情发展因此出现三次转折。
赵汝州的憨直与不辨就里、钱济之的苦心策划、谢素秋的被动配合是造就误会的核心人物动作。
错认所造成的误会是引导剧情波折变化的关键，甚至影响了人物分合与情感的起伏。
剧中固然亦运用俩角遭遇试炼与生旦因赴考之事相别的传统情节模式，然而有异于多数戏曲惯以强烈的冲突磨难造就人物的分合遭遇。
《红梨记》利用三度错认的技巧进展剧情，第一次的错认情节建立在北宋末年外族侵扰、人民遭受连累的时代背景，角色人物惊惶担忧与无奈不舍的心情之下。
二三次的错认情节则以较为轻松趣味的手法制造出不同内涵情趣但相类似的动荡频率。
全部戏曲在纷乱时局与情爱纠葛的基础故事背景中也因此发展出一种亦庄亦谐、悲喜交错的曲折生动情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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