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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惨无壤的暴行，表现极大的愤慨和谴责。
《清官不受扒灰谤》则谴责了昏官的滥用刑罚和率意断案。
中的太守审理奸情的唯一法宝是先看妇人容貌如何，凡是长得标致的，就认定会勾引男人，这种偏见和主观武断致使穷书生蒋瑜和邻妇何氏蒙受不白之冤。
李渔还歌颂了下层市民讲信义、重友情、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的美好品德。
如《乞丐行好事》中，歌颂了一个见义勇为、助人为乐的乞丐“穷不怕”，他常把自己讨来的东西拿去周济穷人，作者通过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鲜明对比，突出下层人民的高尚品德。
李渔是一位戏曲兼擅的作家，在与戏曲的关系上，他认为戏曲是有声的，是无声的戏曲。
因而在进行创作时，他也有意识地吸收引进了戏曲艺术的一些特点，从而使他的形成自己鲜明的特色，在明末清初的白话短篇中独树一帜，令人耳目一新。
李渔的创作特别注重故事的新鲜奇特。
为了使故事情节的发展更能吸引读者，李渔还借鉴了戏曲结构的“立主脑，减头绪，密针线”的创作经验，使他的大部分都能做到结构单纯，主线明确，前后照应。
李渔语言浅显通俗，生动风趣，具有喜剧性的特色。
除了李渔的白话短篇以外，清代白话短篇如题“薇园主人着”的《清夜钟》反映明清鼎革之际动乱的社会现实，对李自成农民军的节节胜利和明王朝的腐败昏乱也有直接或间接的反映。
题“东鲁古狂生编辑”的《醉醒石》主要用以劝世训诫，如反映官吏的贪污腐化、僧人术士的虚伪奸诈，科举的弊度等。
题“圣水艾衲居士编”的《豆棚闲话》在结构上颇有特色，全书以豆棚下的闲话为线索，将十二个故事贯穿起来，又往往从有关豆的谈话内容生发开去，引出一个个耐人寻味的故事，与西方《一千零一夜》、《十日谈》相似。
在白话短篇中是绝无仅有的。
另外还佣西湖佳话》、《五色石》等短篇白话集。
此外就是第二节“三言”、“二拍”了。
这部书的作者是冯梦龙，字犹龙，又字子犹、耳犹。别号墨憨子等，长州今江苏吴县人。
他少有才气，与哥哥梦桂、弟弟梦熊在当时文坛上同被誉为“吴下三冯”。
冯梦龙青壮年时曾多次应举赴考，但总不得志。
同时，他也“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过着放荡不羁的风流才子的生活。
他五十七岁补了一名贡生，六十一岁出任福建寿宁知县，在任期间，“政简刑清，首尚文学，遇民以恩，待士有礼”。
六十五岁离任回苏州，卒年七十三岁。
冯梦龙在思想上深受王艮、李贽为代表的“王学左派”的影响，反对伪道学，肯定“人欲”，尊重个性。
在文学观上，他也接受李贽的观点，大力推崇通俗文学和民间文学，并有许多独到的见识。
首先，他十分重视文学的社会意义和教育作用，认为好的应该能够使“怯者勇，淫者贞，薄者敦，顽钝者汗下。
虽日硕孝经》、《论语》，其感人未必如是之捷且深”。
他在《醒世恒言》序中指出，“三言”的提名，其意是:“明者，取其可以导愚也。通者，取其可以适俗也。恒则习之而不厌，传之而可久。三刻殊名，其义一耳。”
很显然，作者编辑“三言”的目的，在于劝谕、警诫、唤醒世人，有其明确的社会教育作用。
在生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冯梦龙也有其新鲜独到的见解。他认为创作，可以“人不必有其事，事不必丽其人”，也就是创作可以不必拘泥于生活中的真人真事，而应该有较多的艺术概括和虚构的自由。
同时，他又指出，创作应该做到“事真而理不赝，即事赝而理亦真”。
也就是的题材无论是真人真事，还是虚构，都要符合生活的情理。
这也是他对艺术虚构的总体要求。
这些无疑都体现了冯梦龙进步的文学观。
冯梦龙毕生从事戏曲、民歌和白话等通俗文学的搜集、整理、创作和编辑工作，着作丰富，就目前较明确的就有五十多种，而且范围很广，涉及当时通俗文学的各个方面。
在方面，除了“三言”外，还增补和改编了长篇《平妖传》、《新列国志》等。
选编了以男女之情的故事为主要内容的文言笔记集《情史类略》。
戏曲作品佣双雄记》、《万事足》两种，还改编别人剧本八种，合称《墨憨斋新曲十种》。
刊行的民歌集佣挂枝儿》、《山歌》两种，还编印佣笑府》、《古今谭概》等。
在众多的着作中，以“三言”影响最大，它不仅对话本的传播起了重要的作用，而且直接推动了拟话本的创作。
而在“三言”的人物画廊里，上至帝王将相，下至市井无赖，三教九流，几乎无所不包，而其主要表现对象则是市民阶层，大部分的主人公是市井细民。
“三言”颇为全面地反映了市民的生活和理想，体现了时代的风貌。
比如1、中反映了明中后期惊世骇俗的市民爱情观
到了明中叶以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萌芽而出现的以李贽为代表的进步思想，作为对正统的、专制主义的、禁欲主义的思想叛逆。
首先是以要求“人”的解放为其思想的主要特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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