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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的书信。
谋臣建议将这些部下恒姓名，一一斩首。
曹操却将信件一一烧毁不予追究。
“得人才者得下”，作者认为珍惜人才，善于鉴别人才和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是图王霸业的基本条件。
作者满腔热情地写出刘、曹、孙三个集团在这方面许多令人赞叹的故事，也写出其中的挫折和教训。
刘备珍惜人才，不仅与关羽、张飞结为兄弟，情同手足，而且重用几经波折一心追随自己的赵云。
他又三顾茅庐，请出诸葛亮，诸葛亮的出山，给刘备的事业带来转机，从而开创了三分下的局面。
曹操知人善察，唯才是举。
荀彧和郭嘉是其智囊团中的核心人物。
而典韦、许褚、张辽、庞德诸人，或是自来投降，或是被俘的降将，曹操都十分信任，委以重任，后来均成为曹操手下冲锋陷阵的猛将。
孙权继承父兄的事业，鼎足江东，靠的也是重用人才。
孙权继位后，求治国之策于周瑜，周瑜:“今方英雄并起，得人者昌，失人者亡。须得高明之士，以佐将军，江东自定也。”
于是向孙权推荐鲁肃，孙权依靠周瑜、鲁肃等能臣，与刘备联合取得赤壁之战的胜利，后来他又重用吕蒙，夺取荆州。
在刘备大兵压境时，又力排众议，大胆提拔年轻的陆逊为大都督，取得猇亭之战的辉煌胜利。
在不拘一格使用人才方面，作者写出了许多意味深长的战事。
“温酒斩华雄”，明不应以出身贵贱作为划分人才的标准。“火烧连营八百里”，老谋深算的刘备被“黄口孺子”的陆逊打败，明“但当论其才与不才。
不当论其少与不少。”毛批，张辽、许攸、庞德等人被重用，明不以个人恩怨作衡量人才的标准。
总之，一地的得失，决定不了事业的成败，而人才的得失是事业成败的关键。
《三国演义》还写出了图王称霸者的各种战略决策。
作者从宏观的角度写战争，把政治决策和战略决策结合起来。
曹操的战略是“挟子以令诸侯”，高举统一旗帜，取得政治主动权。
他正确估量形势，以子名义进行讨伐战争，吞并各个军阀集团，统一了北中国。
刘备实邪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执行这个方针取得了赤壁之战的胜利;违背这个方针，关羽失荆州，刘备为了替关羽报仇，伐吴抗曹，结果失败。
总之，《三国演义》不仅教人洞察人世，而且教人如何观察一个国家，一个政权。
《三国演义》总结了中国自阶级社会以来直至明代成书时的政治、军事、外交各方面的斗争经验。
可以是中国传统政治智慧的结晶，它作为中国政治、军事、外交斗争的“百科全书”，至今仍吸引了广大读者，产生巨大的社会影响。
当然了，世事无完美，就算《三国演义》还是有着“拥刘反曹”的道德悲剧。
这是因为三国历史本身存在着正统和非正统之分，正统思想是统治阶级用来维护统治的一种理论。
西晋陈寿作《三国志》时，因为晋王朝承认了“魏晋禅让”的合法性，所以该书以魏为正统，以蜀、吴为僭国，只尊曹氏父子为帝，给以“记”的规格，对刘氏父子则称为“先主”、“后主”，归入“传”类。
东晋习凿齿的《汉晋春秋》，首次以蜀汉为正统，以魏晋为僭国。
不过此书已经失传，习凿齿所处的东晋偏安江左，北方中国被“五胡”占据，其地位正与三国时的蜀汉政权相类。
他用推崇蜀汉为正统的方法间接推崇东晋的正统地位。
北宋司马光《资治通鉴》以魏为正统，南宋朱熹《通鉴纲目》又以蜀汉为正统。
南宋以后史学家对于这个问题仍有不同见解。
如果“拥刘反曹”倾向在史书中尚有分歧，在民间则是一致的，民间“拥刘反曹”倾向的形成，有两方面的原因。
一是从曹丕篡汉后，中国长期处于分裂的战乱局面，人心思汉，希望下统一。
人们对蜀汉政权的承认也表示了这种怀念之情。
《三国演义》由平话、戏曲故事到写定的全部演变过程，从北宋到元末，历时约三百年。
这三百年中，汉民族遭到契丹、女真、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的战乱影响，民族矛盾激烈，也必然产生“人心思汉”的情绪。
二是刘备以仁义立国，与中曹操的奸诈相对立，人民群众倾向于“好皇帝”，在刘备、诸葛亮身上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
罗在中艺术地表现三国史事的时候，不仅有政治的标准，而且还有伦理道德的标准。
用政治的平来衡量时，他肯定了魏蜀吴三国在争取人心、重视人才方面的成功，赞扬他们正确的战略和神机妙算的策略。
但是当作者用道德的平来衡量时，平就倾向了刘备而贬低了曹操。
这是因为“下者，非一人之下，乃下人之下，惟有德者居之。”
这段话就是罗贯中的政治伦理思想的核心。
从历史记载和民间传看，刘备和曹操虽然都是雄踞一方的军阀，但刘备比较仁厚，曹操比较奸诈，刘备有意识地高举“仁义”旗帜与曹操抗衡。
他对庞统:“今与吾为水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宽;操以暴，吾以仁;操以谲，吾以忠;每与操反，事乃可成耳。”
罗贯中把刘备作为实邪仁政”的代表，寄托了“仁君贤相”的政治理想;把曹操作为“霸道”的代表，在承认其雄才大略的同时，又严厉地指责他专横暴虐一面。
应该，罗贯中的拥刘贬曹主要不是正统思想作怪，他对其他的刘姓军阀如刘表、刘璋等人绝无好感，并不认为他们只要姓刘就可以继承汉室。
他在中灌注了鲜明的“拥刘反曹”思想。
一是由于历史的长期积淀，在民间和南宋以后的历史家中已经形成了“拥刘反曹”的倾向。
二是他按照自己的道德观和审美观对三国历史作出了评价。
经过毛氏父子修订过的《三国演义》在艺术上更为精致，但是正统思想则大大增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