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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百八十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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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室的《三国》糅合起来,创作出与二书并驾齐驱的杰作。

但是作者的思想境界、艺术才能远远不及此二者,所以《禅真逸史》、《禅真后史》在中国史上只能属于三流作品。

首先,作者歌颂的英雄人物林澹然、瞿琰虽然武艺高强,法力非凡,也有扶困济危的壮举。

但是从根本上来徒具英雄之躯壳,缺少英雄之灵魂,就是缺乏对黑暗邪恶势力的反叛精神,而是趋时避害,明哲保身,甚至消极退隐。

其次,从艺术上,由于作者思想境界不高,对创作素材缺乏提炼和选择,因而平铺直叙,主次不分,甚至繁枝弱干,喧宾夺主。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想把历史演义、英雄传奇揉为一体。

同时,杂以神魔、人情的笔法,反映了明代末年各类发展之后,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趋势。

这是中国古代发展的一条规律,在其他中也常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两部比较可取之处,在于对世情的描写。

作者生活在晚明,这是社会极为黑暗的时代,他对官府的黑暗,世风的颓败,深恶痛绝,借创作,抒发其愤懑之情。

他同情人民起义,认为这是“官逼民反”的结果。

当瞿琰听到羊雷等人造反时:“草莽之中,岂无豪杰之士,可恨州县官吏恃才傲物,任性妄贪,不能抚恤英雄,必凌逼以致叛乱。”

这部作品反映了上自权豪势要,下及市井民的生活,对吏治的腐败加以充分的揭露。

作品描写钟守净、华如刚等和尚骄奢淫逸,敲诈勒索,暴露晾观佛门藏污纳垢,使披着宗教外衣,作恶多赌和尚道士原形毕露。

作品描写瞿民学儒、从医、经商的种种波折,反映帘时细民生活之艰难。

瞿民家中二个媳妇合谋,预备害死叔,独吞家产,瞿民托人寻找坟地,地痞帮闲敲诈勒索,从中渔利等都活脱脱表现帘时社会的风俗人情。

总的来,《禅真逸史》与《禅真后史》相比,前者写英雄豪气为胜,后者以描写世情见长。

《禅真逸史》和《禅真后史》语言简洁明畅,自由活泼,铺事状物,绘声绘形。

尤其是使用方言俚语,受到了图貌传神的艺术效果。

方言俚语影这叫竹管煨鳅——直死”、“人争一口气,佛争一炉香”,“早死早托生,依然做后生”,“只图个醉饱,那管猪拖狗咬”,“懦夫生中寻死,好汉死里求活”等等,都表现了作者的生活阅历和语言的功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人民没有民主。

封建法律是封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它有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一面,也有调节与制约阶级矛盾的一面。

法律的正确执行,既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也可以防止超越法律许可程度的压迫与剥削,为的是防止广大人民起来反对统治阶级的压迫与剥削,从而推翻统治者。

但是,在人民完全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法律的施行完全取决于官吏,官吏清廉,法律就执行得好一点;官吏贪酷,法律就变成一纸空文。

而且,统治阶级往往不满足法律所规定的种种特权,总要千方百计地谋取法外特权。

对于这些法外特权,敢不敢加以抑制以至制裁,也完全取决于官吏。

刚正不阿的官吏敢于制止法外特权,谄媚逢迎的官吏就会放纵恶霸豪绅横行不法。

在封建专制制度下,“衙门口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来”,成为普遍的社会现实;屈打成招,冤狱遍地,成为封建社会司空见惯的现象。

尽管人民在封建重压下呻吟,想清除这种沉重的迫害,但他们还未觉悟到必须废除封建专制制度,他们希望执法如山的清官。

当清官难寻的情况下,又寄希望于民间的豪侠出来为他们伸冤。

这就是产生公案侠义的社会原因。

公案与侠义,在中国史上是独立发展的两个流派,但到清代中叶以后,逐渐合流成为公案侠义,尔后又分为二支。

公案逐渐衰歇,而侠义在清代末年大为兴盛,发展为武侠,到了廿世纪的二十至四十年代又掀起高潮,不肖生、赵焕章、顾明道、李寿民还珠楼主人、白羽等饶武侠风行一时。

到了五、六十年代,港台的新派武侠蔚为大观,金庸、梁羽生、古龙三大家影响颇大,虽已与清代武侠面貌不同,但也还留有古代武侠的痕迹。

公案,以清官断案折狱为主,歌颂刚正不阿、清明廉洁、执法如山、为民伸冤的清官。

《史记》中的循吏和酷吏列传就孕育着公案的种子。

魏晋南北朝,如《搜神记》里的“东海孝妇”勾勒了于公的清官形象。

记述狱讼事件的书,在五代时就出现了。

五代时和凝的《疑狱集》及其子的续作、宋郑磕《折狱龟鉴》和桂万荣的《棠阴比事》等都是。

宋代《名公书判清明集》将案件分门别类的编纂方法,对后世的公案有明显影响。

但是,赋予公案以文学性质,大概从南宋的“公案”开始。宋元话本《错斩崔宁》、《合同文字记》、《三现身包龙图断冤》、《简帖和煞等就是着名的公案。

与此同时,元代出现了大量清官戏,现在保留下来有完整剧本的还有十六、七种,其中写包公断案的有十一种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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