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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的束缚,变成一个怪诞不经但又结构完整的神话故事。
刊印于南宋的《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就是唐五代寺院俗讲的底本,末影中瓦子张家印”六字。
据王国维考证,“中瓦子”是南宋临安的一条街名,也是上演各种技艺的娱乐场所。
可见,至迟到南宋末年1278,玄奘求经的故事已经编成有诗有话、完全虚构的文学故事。
虽然全书的情节和所经诸国,所历危险与后来的《西游记》很少相同,但却是西游故事发展的一个转折点。
比如在第二节中,叙玄奘路遇猴行者,自称是“花果山紫云洞八万四千铜头铁额弥猴王”,来助和尚取经。
后来果然全赖猴行者的法力,方才渡过危险,达到目的。
显然,这里的猴行者已经成为取经的重要角色,而真实的取经主角却退为配角,真实的取经故事只作为作品的筋骨,历史人物让位给虚构人物,宗教故事演向神魔故事。
从此,取经故事的演变,便走上了更广阔的道路。
玄奘取经故事在戏曲里也得到充分表现。
与《三国演义》之有三国戏、《水游传》之有水游戏一样,《西游记》之前也有丰富多彩的西游戏。
比如有的串演取经故事的始末,有的搬演取经故事的片断,元代吴昌龄的《唐三藏西取经》残存二出、无名氏的《二郎神醉射锁魔镜》、明代杨景贤的《西游记杂剧》、无名氏的《二郎神锁齐大圣》等,就是流传下来的重要剧本。
这些剧本除了吴昌龄的杂剧还是以三藏求经为主之外,其他多扯取经诗话》,即把描写的重点,从取经移到神魔之争,故事的主角也完全被孙行者取而代之。
这时的孙行者已经有了“齐大圣”的光荣称号,表现了他蔑视权威的叛逆精神。
同时,犹如宗教神话化阶段摆脱历史的束缚一样,杂剧也冲破了宗教文学的束缚,表现出市民文学的思想和风格,像《西游记杂剧》侄女王逼婚》对两性纠葛的内容表现得过于直露,这是那个时代的风尚的反映。
另外,像孙悟空接经,在《金刚经》、《心经》、《莲花经》后面来了个“馒头粉汤经”,这也表现了市民阶层对宗教的调侃。
在一定程度上冲淡了宗教的主题。
但是,杂剧中孙行者的形象描绘还存在着严重的缺陷:一是吃人抢亲,满身妖气,令人生畏;一是临阵退却,猥琐卑微,名实不符。
在话本创作方面,根据《永乐大典》、《销释真空宝卷》和朝鲜汉语教科书《朴通事谚解》等材料证明元末曾有一部《西游记平话》传世。
从现存的片断材料看来,《西游记平话》的最大贡献是发展了西取经的主体故事。
我们看《朴通事谚解》有一条注云:“今按法师往西时,初到师陀国界遇猛虎毒蛇之害;次遇黑熊精、黄风怪、地涌夫人、蜘蛛精、狮子怪、多目怪、红孩儿怪,几死仅免。”
“又过棘钩洞、火焰山、薄屎洞、女人国,及恶山险水,怪害患苦不知其几,此所谓刁蹶也。详见《西游记》。”
可见,《西游记平话》所历之难要比杂剧丰富曲折得多,吴着《西游记》中的许多重要情节就可以在《西游记平话》中找到根据。
同时,随着破魔斗法情节的增加,孙行者表现机会的增多,其性格也比杂剧来得稳定,来得生动。
因此可以,《西游记平话》是西取经故事发展到更高艺术阶段的标志。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取经故事的演变,犹如取经道路一样漫长曲折。
先被僧徒们渲染成一个带有神秘色彩的宗教故事,后来民间把它改造成一个丰富多彩的神话故事,然后或搬上舞台,或作为“话”演。
虽然还披着宗教的外衣,但其主要人物却由宗教人物演化为虚构人物,其主要倾向也由歌颂宗教的狂热追求逐步转到歌颂人类的不畏艰险、不怕困难的精神。
歌颂对理想的追求,其中有量的变化,也有质的飞跃有人民的感情、愿望,也有作家的加工、演化。
至于吴承恩的话,我们之前好像已经简单的介绍过了,他字汝忠,号射阳山人,淮安府山阳今江苏淮安县人。
他出身于一个世代书香而败落为商饶家庭,自幼聪慧,好收奇闻,年轻时即以文名着于乡里。
他曾希望以科举进身,然而屡试不第直到嘉靖二十九年1550补为岁贡生以后,一直是南京国子监的太学生,到了嘉靖四十年,迫于家贫母老,才不情愿地当了长兴县丞,不久因耻于折腰拂袖而归。
后来又一度任过品级与县丞相近而为闲职的荆府纪善,晚年归居乡里,贫老而终。
坎坷的人生旅途,使他对现实有着深刻的认识;丰富的宗教知识,使他对人生有着哲理的观照;好奇的读书趣味,使他对艺术有着独特的追求;善谐的性格特征,使他对理想有着乐观的向往。
这四者构成了吴承恩文学生涯的四重奏。
于是,在唱出了《二郎神搜山图歌》那愤世嫉俗的诗篇的同时,又创造了《西游记》这神奇浪漫的巨着。
关于《西游记》的版本,现存最早的是明万历二十年1592金陵唐氏世德堂《新刻出像宫版大字西游记》,二十卷一百回。
随后有万历三十一年1603书林杨闽斋刊本,又有明崇祯刊本《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一百回,此书国内今存两部。
清代又出现多种版本。1954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即以明刊世德堂本为底本,参校清代各种刻本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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