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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凭作者想象，透过故事，表达写作意图，而且其意图不是直接表现在故事里面，而是在故事之外另有所指。
例如《庄子》中的井底之蛙、朝三暮四;《孟子》嗟来之食、揠苗助长;《韩非子》中的守株待兔，《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
《战国策》中的画蛇添足、狐假虎威;《列子》中的杞人忧等。
或者以拟人化的动物，或者虚构的故事，或者以一般所熟知的人物，皆他们的行为言语，在虚构的事件中，寓托作者的旨意。
这种寓言中，鸟兽有恩怨。人神能共语，都不是事实存在，而是借着荒诞不经的神、怪、人、物暴露人类的某些特征、弱点、或批评人生，或攻击人事，运用高妙的隐喻，使得人物行为在叙述中，能发挥意在言外的作用。
这都可算作是讽刺的滥觞。
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一大批尖锐泼辣、诙谐警辟、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讽刺散文。
如阮籍的《大人先生传》、孔稚圭的《北山移文》等，在志怪、志人中，讽刺笔法也时露锋芒。《世新语》、《语林》、《笑林》中，都有一些幽默讽刺的故事。
如邯郸淳的《笑林?俭啬老》一篇，对俭啬老爱钱如命的贪婪性格，活龙活现的刻画，极尽讽刺之能事，俭啬老打算施舍乞丐，从房间拿出十钱，随步辄减，闭着眼睛给了乞丐，还是倾家相授，以后不要再来。
舍钱如割心头肉，栩栩传神的写出其吝啬性格。
唐代时中国古代讽刺艺术成熟时期。传奇作家吸收长期酝酿的各种讽刺条件，终于产生丁一批成熟的讽刺。
作家能够恰当地运用对比、夸张、变形等各种讽刺技巧，将现实与幻想巧妙地经营布置，表达作者意图的讽刺主题。
传奇作家已经开始注意讽刺性，但是众多的传奇作品中，讽刺尚不能成为一种流行主题。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唐传奇的特殊结构——议论文字，影响了后世长篇讽刺的叙事方式。
综观唐传奇中的议论，多半出现在文章的结尾，有的甚至还冠以“赞曰”如沈亚之的《冯燕传》、《君子曰》如李公佐的《谢娥传》、“行简曰”如白行简的《三梦记》、“三水人曰”如皇甫枚的《步飞烟》，完全是太史公口吻的翻版。
而且《任氏传》、《南柯太守传》、《虬髯客传》等作品，将对人物或事件的褒贬，直接加在故事之后，仍脱不了史传的惯例。
这种议论的形成，与传奇作品承袭史传的写作方式，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不少唐传奇的作家从事修史，如《古镜记》与《唐文粹》都《古镜记》的作者王度曾奉诏修国史;《枕中记》的作者沈既济与《长恨歌传》的作者陈鸿撰写文书的事迹，则见于《旧唐书》与《唐文粹》。
而李公佐在《谢娥传》中，注明他以严肃作史的态度写作。由于唐传奇与史传之关系如此密切，所以唐传奇在作品中经常以作者现身的议论方式表达主题。
这种议论通常都是作者个饶评断，读者不见得完全同意，可是这种手法可以使读者更明了作者的用心和写作宗旨，因此后世注重社教功能的讽刺作家，不管独特的优美表达方式，为了强调或传达强烈的道德意识与讽刺宗旨，常用这种议论方式，直接表达其善恶分明的道德观念与讽刺主题。
宋元讽刺的写作还处在尝试阶段，笔记虽然承袭唐传奇的意识和手法，但是兴趣却专注于神仙志怪或稗史传上面，很难寻找出精心设计的讽刺笔法，所以，这类对后世讽刺的影响非常薄弱。
不过，宋元话本取材于现实社会而反映人情世态的写作倾向，已经接近讽刺的兴盛。
此外，元代的讽刺艺术也在散曲及戏剧文学中得到新的开拓和发展。
明清的讽刺发展到了最高水平。讽刺的作品，除了《儒林外史》之外，还有几部稍次于《儒林外史》的中篇，也可以归入讽刺之粒
它们是:清初刘璋编撰的《第九才子书斩鬼传》四卷十回。清云中道人编的《唐钟馗平鬼传》八卷十六回，清张南庄撰的《何典》十回，清乾隆时落魄道人撰的《常言道》十六回。
另外，李汝珍的《镜花缘》也用了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独特笔法，讽刺了现实社会的一些丑恶现象，因此，也把它列入讽刺。
而关于讽刺的分类的话，鲁迅先生:“讽刺的生命是真实。”这里的“真实”，是指艺术真实。
因此，讽刺的创作在强调写实的同时，并不排斥运用夸张、变形、象征以至怪诞的手法。恰如其分地运用这些艺术手法，同样可以增加作品的艺术魅力，有时还可以起到强化艺术真实的作用。
根据几部讽刺不同的创作特色，我们把它分为三类:
第一，魔幻化的讽刺，包括《斩鬼传》、《平鬼传》、《何典》等。
这类讽刺多承袭前代讽刺文学对虚构的、寓言式的人与事进行讽刺的特色。
于是，本来可以直接认识的人和事，作者却像魔术师那样变幻或改变了它们的本来面目，用怪诞的手法描绘现实中不存在的鬼怪神妖，生活真实在作者虚幻的想象中消失了。
但是，由于作者是基于艺术真实的原则来创作的，所似他们虚构的被讽刺的对象敲是社会丑的典型概括。
“谈鬼物正似人间”，犹如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滑稽时有深意，在恢谐的描写中表现了严肃的主题，使作品不致成为浅薄的笑剧、无理的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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