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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9月，丁日昌转任两淮盐运使。
1867年初，升任江苏布政使。虽然布政使的本职，只限于处理地方财政和行政，但他心系国防安危，对海防建设十分关心。
他上书曾国藩，明确提出自己建设新式海防的主张，希望曾国藩能够上奏朝廷。
在他看来，华夏国的海防，自明朝以来就是“以炮台为经，以师船为纬”，这种设防办法根本不能适应近代海防的要求。
因为洋人游弋海上，可以集中兵力，攻泉夏国沿海任何地方；若华夏国处处设防，则防不胜防，正犯兵家备多力分之忌，以致常常被动挨打。
丁日昌认为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只有创建近代海军，以取得制海权。有了制海权，能够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就可以扩大防御纵深，海防才有保障。
要想取得制海权，必须在清朝旧有水师之外，创设全新的近代海军。因为在西方海军已经装备了蒸汽动力舰、铁甲舰的情况下，清朝旧式帆船水师实际上已完全无力进行近代海战。
丁日昌在19世纪60年代，就有这种认识，说明他是很有远见的。在他之前，左宗棠等人也曾主张制造轮船，装备外海水师，但并没有明确地提出建立海军的主张和计划。
丁日昌的海军建设，具体计划是分设北洋、东洋、南洋三支水师。
北洋水师设提督于津沽，兼顾辽东、山东沿海各要口；东洋水师设提督于吴淞，守江苏、浙江沿海各口；南洋水师则设提督于厦门，防守福建、广东各海口。
三支水师，各设中等炮艇土，半年会哨演习一次，以使“三洋联为一气”。
这个计划，是一个统筹全局的海防战略构想。
有了三洋水师，就能分别对京师政治中心、江南经济中心和祖国的南大门，加以屏障和保护。
1868年初，丁日昌升任江苏巡抚。随着职位的提高，他更加感到自己对于国防建设的责任重大。他重新拟订了三洋水师章程六条，使自己建立新式海军的计划变得更加具体。
他明确提出，要废弃沿海旧有水师，移饷训练新式海军。
除了中等炮艇外，又进一步提出三洋水师应各设铁甲舰6艘。
这时，他还强调近代海军的建设，应与沿海炮台、岸防部队的建设同步发展。
他建议三洋海军舰队各练陆兵千人，半年在岸，半年在海，沿海各镇亦练精兵五百人，形成“山有虎”、“水有龙”，水陆相联之势。
对于海口炮台建设，丁日昌也主张变更过去的办法，以炮台和水雷为中心，建设新式海口要塞，使水师舰船在作战时，能够和海口炮台“相为表里，奇正互用”。
这表明他的海防建设思想，又有了新的发展。
在对陆军体制的改革方面，1869年丁日昌开始对江苏绿营进行整顿。
他上奏朝廷，将江苏抚标绿营1600余名减为1000名，成立“练军”两营，招募精壮营勇作为练军士兵，提高他们的饷额，使他们能够安心操练。
这支练军全部改用洋枪洋炮，学习准军洋操。
丁日昌组织有关人员，将洋人教练淮军的办法翻译成中文，绘图注说，编成《一哨操演图说》、《一营操演图说》、《一军操演图说》各一卷，以之作为江苏练军练习洋操的依据。
在晚清各省练军中，江苏练军是最早装备洋枪洋炮、实行西式操练的。
后来，江西等省练军的洋操办法，就是从江苏练军学来的。
用近代枪炮和洋操，来改造清朝的经制部队，这在华夏国近代军制发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它为清末新军的全面改革开辟了道路。
丁日昌在整顿绿营，设立练军的过程中，十分强调精兵的原则。
他认为：“自古强兵之道，以多而弱，以少而强，以散而弱，以聚而强。”
他提出要“并兵厚饷，化散为聚”，对全国的兵勇大加裁汰。实行精兵政策，是与近代军队建设的实际相适应的。清朝全国绿营兵60余万，加上八旗和勇营，数量相当庞大。
但国家财力有限，兵勇粮饷菲薄。
特别是绿营兵，粮饷不足自养，大都兼营他业以谋生，训练成为空话，毫无战斗力可言。
要想整顿绿营，就得加强训练；要想加强训练，就得增加饷额；要想增加饷额，只有裁兵并饷一法。丁日昌的精兵主张，与魏源的思想一脉相承，可谓切中时弊。
在改革陆军的军制方面，丁日昌还提出了分设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的主张。
在设立练军时，他提出练军必须集中训练，专事征战，使之成为“游击之师”。
他认为应该将“战兵”与“差兵”、“汛兵”截然分为两途，把护饷、解犯、守库、守陵、分泛等项绿营例差，一概责成差兵和汛兵，使战兵“专心防剿，可免外侮之侵凌”。
而野战部队与地方治安部队分设的主张，是近代军制发展的必然趋势。
因为在外患频存的情况下，若不改变绿营“差操不分”的陈规，专门建立一支精干能战的野战部队，便无法适应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丁日昌的这一主张，是林则徐、魏源反对临战时，抽调“客兵”，专门建立海防部队思想的又一重要发展。
在建设基础设施方面，1875年{光绪元年}6月，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帮冈北洋大臣李鸿章商办事务。9月，在沈葆桢的推荐下，出任福建船政大臣。
次年初，又奉命兼署揭建巡抚。丁日昌抵任后，提出要对船政局的生产加以革新，希望能派员往外国学习，延聘外国技术人员采厂当教习。
他和李鸿章、沈葆桢等，奏准福州船政学堂第一批留学生35名赴欧学习，其中有严复、刘步蟾等人。丁日昌认为电报可以通军情，为海防所必需，积极主张自设电报。
他亲自与丹麦大北公司交涉，收买了福州至罗星塔电线，成为华夏国自营的第一条电报专线。
随后，他又主持架设了台湾府城至安乎、旗后电线，成为华夏国第一条自建电报线。
丁日昌性情本急，加上长期操劳过度，身体早就极度虚弱，患有咳血等症，在台湾又因瘴气浸染，旧病复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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