峰回路转

姐姐知道刁家的宴席无异于陷阱，掉下去就没个好，不去又盛情难却，怎么办？唯一的办法就是躲避。午饭过后，姐姐就一个人悄悄的躲了出去。自从我住院以来，姐姐从来没有主动和我说一句话，我们就像一对陌生人。我知道我的罪恶伤透了姐姐的心，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姐姐被刁永生强暴的事，更不知道我已经毁了姐姐的一生。姐姐恨我这个肮脏的弟弟，她来医院照顾我完全是替母亲分忧，在她的心里埋藏着比海洋还深的仇恨，她不仅仇恨夺去了贞操的刁跛子，也恨这个做出了天底下最无耻勾当的弟弟。护士给我挂上了吊瓶之后，姐姐向临床的那位老大妈交代了几句，就默默的走了。下午的时候，刁永生来到了医院，询问姐姐去了哪里？我摇摇头表示不知道。临床的老大妈说我姐姐托付她照看弟弟，说自己有事晚上回来。姐姐在县城举目无亲，两眼乌黑，她能躲到那里呀？我禁不住担心起来。刁永生更是急了，转身就跑了。我相信有他在，姐姐不会有事的。晚上的时候，刁永生又气喘吁吁折回病房，他跑了一个下午，发动了很多人，也没有找到姐姐，我的心顿时抽搐成一团，一种不祥的预感像条剧毒的眼镜蛇盘踞在心头。姐姐会不会想不开。。。。。。？我忍不住哭了，哀求着刁永生：“刁场长，你一定要想办法找到我姐姐呀，她在县城没有认识的人呀？”正当我们焦急万分的时候，姐姐回来了，我第一眼就看到姐姐的一只胳膊上缠着绷带，姐姐受伤了，她一定是出事了。她的身后还跟来两名穿制服的警察。原来姐姐离开医院之后，就一个人盲目的在街上闲逛，走着走着，就找不到回医院的路了。找人打听医院怎么走，人家告诉她怎么拐，怎么走，她也没听明白，因为哪一条马路，哪一条大街，她也弄不清楚。一直到了傍晚时分，她盲目的走到了嫩江边上，感觉到肚子咕咕叫了，她来到一家卖食品的小摊上买了个面包，边走边吃起来。就在这个时候两名盯了她很长时间的小流氓，见时机差不多了就围了上来。他们一前一后夹住姐姐，企图将姐姐驾到一辆面包车上。他们没想到的是姐姐常年生长在山区，伐树、抡大斧，扛木头，浑身有把子力气，再加上本来就脾气暴烈，又没见过这阵势。虽然害怕，由于极度愤怒冲昏了头脑，她竟然与两名流氓搏斗起来，边厮打边呼叫“救命呀——”。搏斗中，她撕破了流氓的脸，抓烂了流氓的手臂，一名流氓情急之下掏出刀子刺伤了她一只胳膊。姐姐的呼喊声惊动行人，这个时候天还不太黑，很多人围了过来，还有好心人喊来了警察。两名流氓见事不好，扔下姐姐，上车就跑了。

从那天之后，姐姐再也不敢一个人出去乱走了。第二天晚上，局长夫人亲自来病房接我姐姐到家里吃饭。姐姐万般无奈，推辞了几句，还是硬着头皮跟人家走了，我看到姐姐在离开病房的时候，那眼神与表情就被刽子手押上断头台砍头差不多。

姐姐赴的显然是鸿门宴，这顿饭吃到了晚上十点多钟，姐姐才被刁永生放回来。究竟他们把姐姐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后来我清楚了，这顿饭决定了我的命运。刁家为我今后的去向做了周到的安排，他们如此费心其实不是为了我好，而是为了讨好我姐姐，也算作一个交换的条件吧。不管怎么说，姐姐还是同意了他们对我的安排。事实上，我在中腰站根本无法再继续生活下去了，姐姐也知道她和夏明阳的婚姻关系也因此泡了汤。如果说是这样，莫不如先把弟弟的未来解决了再说，弟弟有了好的归宿，父母的压力就解除了，估计姐姐是这么考虑的。恰恰是姐姐的这个决定，我出院之后就没有再回中腰站。刁局长先是安排我到林业局储木场看大门，原来看大门的是某位副局长家的亲属，生了孩子正休产假。我只是代替她看两三个月的大门，月工资58元，吃食堂，住警卫房，等人家上了班，我还得把工作还给人家。我在储木场干了三个月零9天，从秋天干到了冬天，这期间石浪来过一次，给我送来了棉衣和过冬的棉被褥。结束储木场的工作，我刨去伙食费，领了130多元工资。这也是我平生第一次领到了工资。在我离开储木场那一天，刁永生开着一辆吉普车来接我，我装上自己一个大包裹，里面是简单的被褥和几件衣服，他又为我买了一件皮大衣，棉帽子和一双翻毛棉皮鞋，以及洗漱的用具。我不知道自己下一步该怎么走，我只是听姐姐说过那么一句，冬天去卧虎滩林场。那个地方我没有去过，只是知道父亲的一个好朋友记叔在我六、七岁的那一年搬去了卧虎滩。

那天晚上，刁永生将我安排在林业局汽车队宿舍住下，吃过晚饭之后，他交给了我一封信，说是他父亲写给卧虎滩林场冯书记的介绍信，今后我就可以在那个林场工作生活了，言外之意，我就是可以躲开在中腰站的臭名声，重新开始做人了。同时他还替我父亲捎口信，父亲捎话说到了卧虎滩先住在记叔家里，父亲当年和记叔是最要好的朋友。姐姐托他捎来一兜子礼品，说是给记叔的见面礼，到人家不能空手呀，可见姐姐考虑得有多周到。刁永生走的时候将我交给了一个满脸胡子拉碴的司机老潘。明天一大早，老潘要开车前往卧虎滩林场送货。看得出来老潘很为难，要去卧虎滩三四百里的路程，数九寒天，驾驶室里没有地方呀。如果错过了这趟车，下一次说不定什么时候我才能走的了呢？万般无奈，我还是决定坐到车厢上，穿着皮大衣不会冻坏的。

第二天一早，我坐在车厢上，确切地说，我混杂在一车的货物之中，离开了县城，去往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的一颗心早就麻木了，正好适应北国初冬零下二十多度的严寒。我感觉自己被抛弃了，父母和姐姐抛弃了我，社会抛弃了我，我就像被抛出了地球，抛向了茫茫的宇宙，成为了宇宙的一个垃圾。我不是正式的职工，没有固定的经济收入，待业青年成了所有林场的累赘，哪个林场愿意收留我这样的无业游民呀。或许林业局长的介绍信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我当时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这封“圣旨”上。令我意想不到的是，这封信送到了卧虎滩一把手的办公桌上时，它所起到的作用和一张开腚纸没有什么区别。

由于路途太远，早上三点钟摸着黑货车就准时出发了，这样开到了卧虎滩就差不多是日落天黑了。刁永生的确尽职尽责，一直将我送到了货车上。车上的货物装的很满，上面蒙上了大帆布。司机老潘诙谐幽默地冲爬上车的我喊道：“喂，酗子……冻得受不住了就撩开帆布钻到底下去背背风，车上有酒有罐头，饿了就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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