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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汉末年，下大乱，群雄并起，民不聊生，汉室式微，最终三分下。作为割据三方之一的东吴政权，既没有曹魏挟子以令诸侯的先发优势，也没有蜀刘皇叔加身的正统旗号，因此素来在三国中忧患意识最为强烈。落到继任太子孙和头上，整个朝野上下的集体忧患意识，在他身上无疑将变得更加变本加厉。这不仅仅因为他是半路太子，也不仅仅因为他需要做出的这个政治姿态，以便给下人尤其是他的父王孙权看。更深层的根源，还在于孙和主观思想中的“自然子属性”与“未来我是一个明君”这样的潜意识，使得这场针对围棋的不大不的文化运动，表面上好像政治作秀实则其核心还是有着崇高使命感的真实动机。
而在另一方面，年少气盛的孙和自然也有着不甘人后的争胜心理。更胜一筹的刘皇叔汉室正统大旗，以及在挟子以令诸侯威视庇佑中的邺下文人集团，带给东吴和孙和的压力首先是来自于文化上的压迫和炫耀。所以，如果想要超过曹魏和蜀刘两家必须得在文化上有所突破。围棋在蜀刘尤其是曹魏朝野上下之风风靡一时，不仅建安七子各个棋艺高超，就连一代枭雄也对围棋喜爱到痴迷的程度。一旦将围棋定义在耻辱桩上，无疑将是一场在精神和道义上的巨大胜利。如此，《博弈论》在这样的背景下横空出世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还是应该指出，孙和及其以韦曜为代表的文人圈子对围棋的批判，相对于当时人们沉醉于声色犬马的整个社会风气还是有着积极意义和价值的。只不过那时即使身为社会精英阶层的文人集团，恐怕也没有人意识到“棋运即国运”这样的历史走势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