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营救失败

12个小时喊口号误喊出刘少奇万岁的，有闲说母亲是在1960年河南“信阳事件”饿死被举报的……每公布一人的“罪行”就问全场群众该怎么办，全场群众不假思索地齐声高呼“枪毙！枪毙！”接着细心的张子新又看明白了台上的现行**为什么都戴着口罩，从他们喉咙的耸动就知道他们的舌头都是被勒住的，有的是用铁丝勒着，有的是在舌头上面是塞个压舌板再用口罩挡住。

张子新看着这灭绝人性的场面眼睛发红嗓子发干，实在没有控制住嘟囔了一句：“**指示‘一个不杀，大部不抓’是放屁啊！到底谁是现行**？！”祸从口出但张子新没有后悔，当夜安排好了家事，给当知青的一儿一女写了封信。果然第二天一大早张子新就被四个人同时检举后抓了起来。从这时起张子新再无掩饰，愤怒地向各级办案人员发问，倾泄着自己的观点，一直惊动到辽宁省委专案组如获至宝地发现了这个“九评”始作俑者。

占彪们的营救效率一直是很高的，他和小峰、成义在张子新被抓第五天就赶到了沈阳与曹羽会合，第六天就拜见沈阳大北监狱。但这次占彪的营救行动失败了，也是在建国后历次的营救活动中首次失败。

首先屡用不爽的专案组不灵了，因为“重机枪专案组”远不如“九评专案组”有来头，人家只是给了一次提审外调的机会。当背着18斤背铐，拖着死囚沉重脚镣的张子新走进提审室的时候，占彪紧紧闭上了眼睛。张子新低声讲了“九评”的事后说道：“彪哥，我爱我的父母，我爱我的妻儿，我爱这个国家，也爱这里的人民，正因为我还有这份爱，我不能不说话，我不能不说真话。中国共产党的路，实在是走错了！”接着张子新抬起头视死如归地说：“彪哥，不是我不小心，是这么活着太没劲了，太窝囊了。这些话我不说就要憋死了，我再忍着这辈子就过去了。人这辈子早晚不也是死嘛，莫不如像重机枪一样都突突出去，死了也痛快。”

占彪痛苦地摇着头说：“子新，你没错，我要是也处在你的单位环境里可能早就忍不住了。”张子新忙打断占彪的话说：“彪哥，你可别轻举妄动，你和我不一样，你要是动就不是我的动静了。我们抗日班还有那么多人需要你的保护呢。而且还有我们的后代全靠你们呢。”占彪一拳劈空砸下，叹口气说：“子新你放心吧，弟妹和孩子交给我们了。”张子新从容地笑下说：“自打看到你们我心里就放心了，我只担心女儿小晶，在公社当广播员呢，上次回来说那里的公社书记祸害了不少女知青，我总担心小晶……”当晚，占机和风雷、曹南、曹北就出发去了小晶的青年点。

营救失败的另一个原因就是这次“一打**”的政策是从严从快地审判现行**，还未等占彪和曹羽再想出办法，几天功夫就把张子新判了死刑立即执行了。在1979年辽宁省委给张子新平反为烈士时占彪们才得知，执行死刑前，审判人员怕张子新喊出“真理之声”，心虚和残忍到极点竟把他的喉管割断。临刑前十几个军人把顽强反抗的张子新按倒在地，在颈背垫上一块砖头，不麻醉不消毒，就用普通刀子割断了喉管，而张子新也自己把舌头咬断吐了出来。现场有个女管教看到这惨不忍睹的情景竟惨叫一声昏厥在地。

占彪们和张子新的爱人是在医院里领到张子新的遗体的。原来张子新早有打算把角膜捐献移植，他寄希望于接受自己角膜者能让他继续看清世界。手术成功后警方在移交遗体时说，因为死刑犯捐献角膜了，就不收你们子弹费了。那时枪毙的人太多，就指望收点子弹费给行刑者置顿酒压惊呢。

没有把张子新营救出来让占彪心痛万分，这是他继高连长后第二个亲眼看到尸体的抗日班弟兄。尽管他能做到临危不乱，忍辱负重，但嗓子还是哑了，人也瘦了一圈。做为人的个体和抗日班的小集体与国家和伟大的无产阶级专政相比，实在是太渺小了。渺小到这次出动不止是张子新没有营救出来，接二连三的有七名三德和隋涛的部下都被“从重从快”地枪毙了。虽然未能营救出来他们，，但占彪还是带着众兄弟走了一圈，为他们的父母送去了一笔安家养老费，并派占机们去知青点寻找他们的孩子。

了解了这些“现行**”的“罪行”后，占彪一改痛心的低沉反而逐渐振奋起来。他对心有默契同样振奋的成义说：“我们的弟兄，个顶个是爷们儿！是敢说真话的重机枪男子汉！都他妈的不白死。”成义也感慨道：“从我们了解的事中我也发现，不光是我们的弟兄，还有更多的有头脑的中国人，中国人并不都是被运动整怕了、整傻了。只要还有这么多敢说真话、清醒的人，中国就还有希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