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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一章里，还记载了一个奇怪的故事。曾子在武城居住的时候，越国的军队前来侵犯。曾子一看大事不妙，脚底一抹油便跑掉了。曾子说：“我走以后，不要让其他人住到我家里，毁坏那些树木。”敌寇退走了，曾子便返回了故居。曾子身边的人说：“武城居民对先生是那样的忠诚和尊敬，敌寇来袭，你却早早躲开，给百姓做了个不好的榜样，恐怕不能这样做吧。”子思在卫国居住时，齐国的军队来进犯。有人说：“敌寇就要来了，何不去躲一躲？”子思说：“如果我走了，君主和谁来守城呢？”奇怪的是孟子对这两件事情的评论：“曾子、子思同道。曾子，师也，父兄也；子思，臣也，微也。曾子、子思异地则皆然。”孟子这段奇怪的话讲的是身份不同，各行其事。孟子还有段话讲的是职守不同，各尽其责：“禹、稷、颜回同道。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接下来的两句话说的则又是另外一个层次了：“今有同室之人斗者，救之，虽被发缨冠而救之，可也；乡邻有斗者，被发缨冠而往救之，则惑也；虽闭户可也。”这是与前面的禹、稷、颜回作对照，以说明古今之不同也。这是孟子的政治思维。当然，不能将孟子的思维方式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以至现代的民主思想来做比较，所以孟子的政治理念我只能同意百分之五十。比如他说王权不是人能够传给人的，而是天所授予人的。之所以授给舜，是因为尧的儿子无能，之所以授给禹，是因为舜的儿子无能，之所以授给启，而没有授给益，也是因为同样的原因。他怎么不说，之所以没有授给益而授给启是因为启把益给杀了呢？这种天授王权的理论显然是说不通的。不过，孟子也确实是不容易。生于乱世，却到处去宣扬性善论。千百年来，孟子所受到的最大的委屈，便是后人将他的性善论曲解为人性本善。我遍览《孟子》一书，找不到一处提到“本善”二字的。孟子拼命地强调“求则得之，舍则失之，是求有益于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无益于得也，求在外者也。”他拼命地强调：“徐行后长者谓之悌，疾行先长者谓之不悌。夫徐行者，岂人所不能哉？所不为也。”他拼命地讲：“仁之胜不仁也，犹水胜火。今之为仁者，犹以一杯水救一车薪之火也；不熄，则谓之水不胜火。”他拼命地反驳告子的人性无善无不善说：“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他拼命地说道德的实践是一个动态的过程，是一个不断向内心追求的过程，是一个不断践行的过程，之所以会有好人坏人之分，乃是外部的力量所造成的。践仁最后所要达到的目的是化：“王者之民皓皓如也，杀之而不怨，利之而不庸，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夫君子所过者化，所存者神，上下与天地同流，岂曰小补之哉？”以前我不喜欢儒家，只是觉得儒家规矩太多，三从四德，烦不胜烦。今读《孟子》，读到“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只是说没有规矩不能成方圆，并没有说规矩越多越可以成方圆，“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只要行为端正，不自欺，即使没有规矩，又何害于品格修为？所谓“祖宗不足法”然也。视之今日诸生，不择手段考试舞弊者有之，为一己之私欲贪污纳贿者有之，到处粘贴性病**广告者亦有之，“人不可以无耻，无耻之耻，无耻矣。”道之不传久矣！圣贤之书放着不读，偏要去弄些奇巧淫邪之术，马列之末流，奉为经典圭臬，荼毒无数，为害也久矣！马列虽真正将“民贵君轻”的理想变为纲领，然不事先从内心修养上着手实施教化而冒然言亲民、言爱民，则民也非民矣，乱民也。
古之愚也直今之愚也诈
在我见到的所有中国现代学者中，马一浮是最强健向上的一个。他不仅将一切学术统摄于六艺之中，还说出了这种话：“世界人类一切文化最后之归宿，必归于六艺，而有资格为此文化之领导者，则中国也。今人舍弃自己无上之家珍，而拾人之土苴绪余以为宝，自居于下劣，而奉西洋人为神圣，岂非至愚而可哀？……须知今日所名为头等国者，在文化上实是疑问，须是进于六艺之教而后始为有道之邦也。”不过，他将《庄子》统摄于《礼》，只是见于两者形式上的铺陈华丽，未免牵强。谈到理、性、命的关系，他说：“性、命一理也，自天所赋言之，则谓之命；自人所受言之，则谓之性”，“‘……命者，性之终也。’此皆以气言命者。‘性之终’，乃是告子‘生谓之性’之说，不可从”，“亦有专以气言者，如‘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之类是也”。《北溪字义 释性》：“天所命于人以是理，本只善而无恶。故人所受以为性，亦本善而无恶。孟子道性善，是专就大本上说来，说得极亲切，只是不曾发出气禀一段，所以启后世纷纷之论，盖人之所以有万殊不齐，只缘气禀不同。”又《释情》曰：“情者，性之动也。在心里面未发动底是性，事物触着便发动出来是情。寂然不动是性，感而遂通是情。这动底只是就性中发出来，不是别物，其大目则为喜怒哀惧爱恶欲七者，中庸只言喜怒哀乐四个，孟子又指恻隐、羞恶、辞逊、是非四端而言，大抵都是情……情之中节，是从本性发来便是善，更无不善。其不中节是感物欲而动，不从本性发来，便有个不善。孟子论情，全把做善者，是专指其本于性之发者言之。”刘蕺山所谓“意”者，即是情也，诚如袁君所言，王阳明的“奥卡姆剃刀”刚刚刮过，马上又有人将实体添加上去，而越添离其本意也就越远，离得越远也就越是争吵不休，对此，可以参看郭齐勇《论熊十力与唐君毅在刘蕺山“意”与“诚意”观上的讨论与分歧》。熊十力指出，所谓“诚意”与“诚”就是“毋自欺”，不需要在良识或心体之上再新建一层主宰名之曰“意”，名之曰“好善恶恶而止于至善”，名之曰“念”，并为心之所存，熊十力认为这实在是本末倒置。观之《北溪字义》，实觉得熊氏是，而刘氏、唐氏非，所谓“好好色、恶恶臭”实是发之天良本心之情也，非本心也，不可另外生造一个“意”字统摄之。
所谓“穷理尽性至于命”，穷理者，陈寅恪、吕思勉是也；尽性者，梁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