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看着象是家鸡，不过我说不准。是李渭生、张晨拎来的。”

“这个老李是怎么搞的，一点也不注意影响，太不像话了。”郑主任背着手沉思片刻，转身对俩人说：“真对不起，是我管理不严，给你们添麻烦了。这样吧，”郑主任边说边拾起田埂上的衣服，从口袋掏出六块钱来，“两只鸡赔你们六块钱，不知道够不够。”

旁边的冶支书和喇建国搭腔：“多了，多了，两只鸡有五块就够了。”

“六块吧，你们大老远从公社跑到这儿，算是补偿吧。不光是赔偿，同时我代表工作队向你们赔礼道歉。你们回去给社员们解释一下，昨天是我们的同志喝多了酒，违反了纪律，我们一定严肃批评教育，今后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

当天下午，郑主任带着郭永明去了上滩，走进李渭生、张晨住的北房，几个人正在炕上甩牌，见郑主任进屋，于彬彬把牌一扔就想跑，李渭生伸手拦住：“哎、哎，别扔，别扔。”从炕上敛起牌又塞回去，这才扭头对郑主任说：“你先坐，我们打完这把。”郑主任脸色阴沉，张了张嘴，没有发作，背着手在屋里踱起步来。房子里陈设简单，除了一盘大炕外，就是南墙根一座半旧躺柜。西间主人的卧房，炕上除了几床黑乎乎、脏兮兮的被子外，炕柜上胡乱扔着几件衣服，炕下墙角并排立着几只大缸，分别盛有半缸麦子、青稞、豌豆之类的粮食，从屋里的摆设看，这家的日子过的一般。

李渭生只顾打牌，全然不把郑主任放在眼里。郭永明联想起他昨天的表现，心里很有些反感和气愤。不管怎么说，郑主任是办公厅的领导，是抗战时期扛过枪、解放战争渡过江的老干部，怎么能这么不给面子呢。

好不容易等到一轮牌打完，于彬彬、袁芳甩下牌就跑，郭永明知道郑主任是为什么来的，为了避免尴尬，忙也跟出门去。在院里，袁芳压低嗓子问：

“郑主任来干什么？”

“不清楚，可能是为昨天的事吧。”

“他怎么知道的，你告诉他的？”

“纸里能包得尊？今天上午老乡就找上门来了。”

“这老乡真狡猾。”

“两只鸡，对老乡来说不是个小数。”

“李处长不是打的山鸡吗？”

“什么山鸡，他们背着牛头不认帐，咱还能睁着眼睛说瞎话吗？”

“哟，你把李处长给端出来了。”

“什么我端出来了，实事求是嘛！”

“就你看得清楚，别人都是瞎子！？”袁芳怒气冲冲，恶声恶气地教训：“你得罪了李处长，小心吃不了兜着走。”

“小郭、小郭。”郑主任在屋里叫。

李渭生、张晨正在汇报进村以来的工作，郑主任盘腿坐在炕上拿着笔边听边记。尽管李渭生他们进村以后并没有做多少事情，但他汇报起来口若悬河，什么召开党员会啦，抓阶级斗争啦，工作组学习文件、访贫问苦以及和社员实行‘三同’啦，等等。郭永明真佩服李渭生说假话不脸红的本事，臭狗屎也能让他说成一朵花。

郑主任不动声色，盯着李渭生，问：“听说你们昨天去后山打猎啦？”

“谁、谁说的，胡说八道。”张晨一边抵赖，一边狠狠瞪了郭永明一眼。

“噢，是这样的，郑主任，学习大寨经验，我琢磨怎样兴修水利，扩大上滩的水浇地面积，这水从哪儿来？听社员们说，后山有泉水可供灌溉，我就和张晨、袁芳进山实地考察，敲郭永明也来了，就一起进山摸了摸情况。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啊。不实地看看就是不行，隔着好几道岭呢，只能是望水兴叹。至于说打猎嘛，也就是搂草打兔子---捎带脚的事情。”

“我怎么听说你们把人家老乡的鸡打来吃了，这可是违反群众纪律的问题，不是小事啊。”

“胡说，纯粹胡说。”李渭生涨红着脸，唾沫星子乱飞，“我和张晨昨天在林子里打了两只山鸡，小郭可以作证嘛。”

“对，是山鸡！笑话，我们连家鸡、山鸡都分不清吗？是谁满嘴喷粪胡说八道！”张晨百般抵赖。

“后山的老乡都找上门来了，难道人家能无缘无故诬赖你们？”

“他家的鸡找不见了与我们有什么相干，说我们吃了他的鸡，谁看见了，谁能证明？”李渭生继续狡辩。

“小郭，你说说，你们昨天吃的什么鸡？”郑主任问。

“是、是，李处长说是山鸡，我、我看着不像。”郭永明咬咬牙，冲着李渭生说：“错了就是错了，知错就改嘛。”

“哎，小郭，你可不能胡说，我打的明明是山鸡！”李渭生仍然嘴硬。

“即使不是山鸡也是李处长错当成了山鸡。”张晨的话漏馅了。

“什么错当成山鸡，就是山鸡！”李渭生瞪眼冲张晨大吼。

“好了，好了。”郑主任摆摆手，说：“如果真是山鸡那当然没有什么，但如果明知是老百姓的鸡还去打，那就不对了。我们工作组是有纪律的，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和群众打成一片。两只鸡不值多少钱，但它关系到我们在群众中的形象，所以不能当成普通的小事。这种事，过去在咱八路军、解放军队伍里，那是要受处分、蹲禁闭的。”郑主任口气缓了缓，颇有些不满地批评：“老李，不是我小题大作，这件事影响太恶劣了，人家从大队找到公社，弄得满城风雨。我们作为工作组领导，一定要率先垂范，给大家作个好样子。老李，你说呢？”

李渭生翻翻眼皮，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说：“好、好，你老郑既然这么说，我也不好跟你顶撞，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嘛。不过，我也想给你提条意见，大寨经验是大批促大干，只有大批资本主义，大批修正主义，才能大干社会主义。据我了解，河湾恐怕连党员会都没有开过吧。”

郑主任则毫不退缩，针锋相对，说：“毛主席教导我们，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一切结论必须产生于充分调查研究之后。我们实行‘三同’，和社员同吃同住同劳动，就是为了尽快熟悉情况，掌握实际，以便更好地指导农业学大寨运动。不认真实行‘三同’，不和社员打成一片，下车伊始，就哇里哇啦，指导农业学大寨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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