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置换

最后就是整章建制，完善纪律。纪律是完成各项工作的保证。不破不立，要改变此前早已形成的传统习惯，一要全体教职员工的支持和理解，二要执行人公平、公正、稍有不慎将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损失。于是针对调查出的问题，对症下药；一是规范收费行为。改变收费方式，开学时统一安排收费，并由财务处统一管理，任何个人不得收费；二是严格核查寄宿生人数，查漏补缺。寄宿是家长对学生监护权的转移，既然学生寄宿了，就意味着学校对学生的餐宿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三是通过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净化环境，治理学校周边秩序。杜绝小商小贩在校门口叫卖。

通过以上措施，学校的形象改变了，教职工的工作积极性提高了，后勤工作也顺溜了。功夫不负有心人，这一年学校三产业终于扭亏为盈，教职工的福利待遇增加了，由于我们成功改食堂个体承包为集体经营的运作形式，被市教育局树为市勤工俭学样板单位。

那一年，又是一个春暖花开的季节，一九九二年春天，我被聘为联校总务主任，也叫财务专干。职务变了，责任更大了。联校管辖着二所中学，由二十三个自然村组成的二十三所小学，有教职员工195人，离退休教职工68人，有中学生2300人，小学生4500人，幼儿园有学生1300人。联校是教育系统的行政机构，既管教育教学，也管各校的修建，其经费的主要来源是县财政差额拨款、镇政府教育附加费、学生学杂费收入、学校勤工俭学收入。人多、盘子大。工作压力也就大。记得我到联校上班后的第一次任务，就是负责基建工程，修建中心小学教工宿舍。作为基建负责人首先要懂业务，不然外行说话就不算数，于是我利用一切时间学业务，从图纸设计到工程术语、工程管理以及与工程有关的其他事物一样都不落下。由于我半路出家，是民办老师转正，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教学训练，因而我时刻提醒自己，要谦虚谨慎，在工作中摆正位置，上有校长，任何时候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越权，不能随便表态，要当好参谋，管好自己该管的工作。

第一次受贿。由于联校总务主任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与基建维修、学校三产业的相关人员的利益有牵连，上有好者，下必行焉，那些喜欢投机钻营的的人时刻盯着那些有缝的臭鸡蛋，一遇机会就伺机下手。其时联校正在由我着手起草学校综合楼的招投标的协议书，不知是谁把这一信息透漏出去了，天地良心我可是连家人都没有讲过啊，那一天刚下班，出校门口不远，建筑队的队长就跟我照了个面，我们相互寒喧着往前走，突然他拿出个红包，硬往我兜里塞，嘴里不停地说：“小意思，小意思。就是给孩子买包糖”，说完，头也不回的走了。

我惴惴不安地怀跩着红包，并向四处望了望，生怕被熟人发现，然后惊慌失措地回到家，打开红包一看，竟有五千元之多，我惊呆了，在那个年代这个数目已经不小了。正当我惶惶不安的时候，我们家的“一把手”下班回家了，她看到我的表情不对，手里拿着一沓钱发呆，就问；“哦，发工资了”？

“不是，是小张送的礼”，我心不在焉地回答着。

“什么，他凭什么送礼，不过年、不过节的”，她的惊讶程度不亚于隔壁失火殃及邻居时的表情，“退给他，退给他，他这是要害你”。

我冷静地思考着说；“他要害我倒不至于，他是我们镇唯一有资质的建筑工程队的法人代表，想承包工程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那你就收下了啊，贪官”，‘一把手’戏谐着说。

“怎么会呢，我就算他交的招投标押金，行吗”

“行啊，就你精”，‘一把手’释然了。

第二天上班后，我告诉校长说是小张提前交了伍仟元押金，校长笑了笑，并亲昵的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不错、不错，好好干”。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我坚守着这一亘古不变的定义，一直往前走，直到今天我可以豪不讳言地大声说“我是干净的”。

第一次陪领导喝酒。人的一生中，究竟有多少个第一次无从查证，也无需查证，但有深刻印象的次数为数不多。记得那是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联校的几个骨干一起因为“两基”验收的资金到财政局找相关领导要钱，傍晚我们一起共进晚餐，开始我有些拘谨，小心翼翼的应付着，心想和局长一起喝酒要矜持点，我们边喝边谈，渐渐地谈到主题，这时局长们的酒兴正浓，局长发话了，“要钱，行啊我们二比一，你们喝二杯我们喝一杯【一杯一两】，一轮十万”，领导就是领导，喝酒都盛气凌人，酒桌上何谈公道，有奶的就是娘，喝就喝，为了学校的综合楼能早日建成。八轮酒下肚八十万成了，我们都醉了，喝醉了自己，喝伤了胃，喝得不认识自己谁是谁。多么荒唐的举动，国家的专项资金，该怎么拨就怎么拨，凭什么任你胡作非为？说归说，事情还就得这么做，潜规则就是这样，你又能说什么呢？

第一次陪领导洗脚喝茶。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大凡管点事的领导都迷上了洗脚喝茶，而我却不以为然，可能是性格使然，总不屑如此，我以为集体的钱来之不易，要有计划节省点用，细水长流才是正道。然而，一坝怎么能挡住千江水，终于有一天，为了找县计划物价局局长审批学校科教楼的建设计划。只好趁中午局长休息时把他请到茶馆喝杯茶然后洗个脚，到了茶馆我和校长陪着，一到哪里，局长们就驾轻就熟，先是点了一杯乌龙茶，接着又喊来一个小姐陪着。我一看一杯乌龙茶定价88元，可不敢那样奢侈，只好点五元一杯的清茶和校长在旁边喝着。一直到下午快上班了，才看到局长们手挽着小姐从洗脚房出来，一看局长们出来了，我急忙拿出早就准备好的计划书，让局长签上大名，然后随他们一起到办公室去盖章。出了茶馆，我有点迷糊，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这些政府官员们如此胆大妄为，“当官不与民做主不如回家种红薯”，古代七品芝麻官尚且如此，何况我们的这些公仆们呢？

第一次做假账。记得，朱总理在一次给一个大的会记事务所题词时，想都没想，提笔写到“不做假账”，可见做假账一定是一些行业的潜规则。教育队伍做假账应该是从一九九四年“两基验收”时开始的，那时国家教育部要对我们县的基础教育进行验收，并与政府领导的政绩挂钩，说是要一票否决。而根据当时的体制教育局几千教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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