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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四人已经开始了尾大不掉，拥兵自重。基本上是对史可法的各项命令听宣不停掉，明面上保持对史可法的尊重，背地里都是阳奉阴违。很快史可法就发现了这种现实情况，但他是束手无策。
这个时候的史可法很想我们伟大的国父孙中山，都是太理想化了。总是把希望寄托在那些没有进去之心，总是一心自保的军阀身上。后果自然不言而喻，都以失败告终。但史可法还不抵孙中山，人家孙中山手下有一班是死罪随的小弟，而史可法没有。所以史可法在政治成就上，无法达到国父那样的高度。
如果当时史可法有高超的政治智慧，使用写手腕，也许还有可能掌控刘泽清、刘良佐、高杰、黄得功，自己在扬州，凭借着扬州的富庶，官民一心抗清的决心。再组织一支强军，也许不会有后来的扬州十日，南明朝廷也可能多苟延残喘几天。当然历史没有也许和可能，只要残酷的现实。
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河南总兵许定国私通清朝，巡按陈潜夫和参政分巡睢阳道袁枢请四镇之一的高杰北上。弘光元年正月十二日夜，高杰在睢州故袁可。府第内被许定国害死，清军乘机南下。史可法闻讯长叹：“中原事不可图矣！”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率数十万兵力，由武汉举兵东下，要清君侧，“除马阮”，马士英竟命史可法尽撤江防之兵以防左良玉。史可法只得兼程入援，抵燕子矶，以致淮防空虚。左良玉为黄得功所败，呕血而死，全军投降清朝；史可法奉命北返，此时盱眙降清，泗州城陷。史可法遂至扬州，继续抵抗清军的进攻。
当年五月十日，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刘泽清北遁淮安，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清兵至少十万人，扬州守兵仅万多人，可谓敌众我寡。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复多尔衮书》：“今逆贼未服天诛，谍知卷上西秦，方图报复。此不独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贵国除恶未尽之忧。伏乞坚同仇之谊，全始终之德；合师进讨，问罪秦中；共枭逆贼之头，以泄敷天之愤。则贵国义闻，炤耀千秋，本朝图报，惟力是视。”不卑不亢，流传万世副将史德威史可法追随有年，可法收德威为义子，托以后事。
史可法当时说：“我为朝廷首辅，岂肯反面事人？”接着多铎亲自出马，连发五封书信，史可法都不启封，全部付之一炬。史可法清楚地知道，在这样的艰难的情况下要想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他只能抗战到底，以一死报国。他首先招集诸将说：“吾誓与城为殉，然仓皇之中不可落于敌人之手以死，谁为我临期成此大节者？”副将史德威慨然任之。忠烈喜曰：“吾尚未有子，汝当以同姓为吾后，吾上书太夫人，谱汝诸孙中。”
接着他一气写下了五封遗书，除一致豫王多铎，其余都是给家人母亲、夫人、叔父、兄弟的，二十一日又作遗书给母亲和夫人：……北兵于十八日围扬城，至今尚未攻打，然人心已去，收拾不来！法早晚必死，不知夫人肯随我去否？如此世界，生亦无益，不如早早决断也！二十五日城西北崩塌以后，清兵攻入，城陷。史可法欲以佩刀自杀，部属强行夺过佩刀，拥其走入小东门，清兵迎面而来。
史可法大呼：“我史督师也！可引见汝兵主。”遂被俘。多铎以宾礼相待，口称先生，当面劝降，许以高官厚禄。史可法骂不绝口，严加拒绝：“我为朝廷大臣，岂肯偷生为万世罪人！吾头可断，身不可辱，愿速死，从先帝于地下。”“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壮烈牺牲于南城楼上，时年仅44岁。
因为攻城的满洲建虏遭到很大伤亡，心里恼恨，下令屠杀扬州百姓。大屠杀延续了十天，死亡八十万人，史称“扬州十日”。史可法死后十二日，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城天甯门外梅花岭。后来全祖望曾写《梅花岭记》描述此事。
其实史可法的军事才能并不一定十分出众。后世有专家根据史料复原了当年多铎与史可法对阵南京的兵力分布图，发现史可法的兵力安排并不科学。当然这仅是一家之说。史可法的才能在南明朝廷里并不是非常突出，但历史将他推到了风口浪尖上。史之才，相对于堵胤锡、张煌言都逊色不少，并且他的政治敏感性和军事敏感性都十分欠缺（比如“联虏平寇”）。但是不可否认的是史可法的忠诚与爱国，这一点甚至得到了敌人的认可。后满洲大汗弘历以其忠义，追谥忠正。史可法是左光斗的学生，方苞曾写《左忠毅公轶事》，述说史可法与其师左光斗之间的提携情感，自是铮铮铁骨、有血有泪。
国存与存亡与亡，巍峨庙貌甚堂堂。梅花岭畔遗香在，铁火贡何时返故邦。这是郭沫若同志于1962年7月，适值史可法三百六十周年诞辰，为史可法写的赞诗。瑞雪纷飞的季节，当您踏上梅花岭，只见万花纷谢，寒梅怒放，香山雪海中，史可法纪念馆巍然耸立。敬爱的朱德委员长亲笔题写的“史可法纪念馆”的匾额，浓墨正楷，雄健遒劲，使纪念馆更显得庄严肃穆。伫立馆前，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楹联：
数点梅花亡国泪，
二分明月故臣心。
史可法的精神是民族的骄傲，在中华正气篇上是熠熠发光的一页。史可法在为官期间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现今祠堂两边的楹联上写着：尚张睢阳为友，奉左忠毅为师，大节炳千秋，列传足光明史牒；梦文信国而生，慕武乡侯而死，复仇经九世，神州终见汉衣冠。史可法为政很有惠声，以“廉政爱民”为朝野称道。当六安城垣倾圯时，他自捐俸修葺，“佐以节省之姿不下二千金，而不支金帑，不费民财，虽一砖一石，亦目寓而心经焉。”
而他自己却“终岁布衣蔬食，约己裕民。”当他看到六安学事废弛，开“礼贤馆，广咨问，以拔才能”，当他看到官吏借“签点法”无偿征收百姓马匹，致使“中人之产立尽”，“百姓苦之”时，他立即改革，永除其弊。他“事无巨细，咸属亲裁，目视、耳听、口答、手批、靡不赡举，而始终无倦，致百废俱兴。”当他巡抚凤阳等处时，大胆“劾罢督粮道三人，增设漕储道一人。”表现了他嫉恶如仇，整饬吏治的胆略。
英国外交家马戛尔尼曾说过：“明末的反清并不仅是民族斗争，也不仅是什么扞卫明朝一姓私利的斗争，而是文明与野蛮、进步与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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