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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一直都是我喜欢的一个政治家，他一己之力扶将倾之朱明王朝与波澜之中，袁中道在评作张居正时就说过：“张居正少时，留心禅学，见《华严经》不惜头目脑髓，以为世界众生，乃是大菩萨行。故其立朝，于称几毁誉俱所不计，一切福国利民之事，挺然为之！”一个从秀才，举人，进士，官至内阁大学士，从平民中崛起，荣登首辅之位后，理政十年，协助十岁的惺帝，推行改革，整饬史治，刷新颓风：整肃教育，延揽济世之才：革新税赋，梳理财政，拯救朱明王朝将倾之厦。这样的人值得敬佩。下面的这段文字，是我经过细细删选有关张居正的生平事迹，望各位读者能详知这位明朝最伟大的政治家
万历五年九月，首辅张居正之父病逝，按当时的丁忧制度，他应离职回家乡守制二十七个月。当时内阁还有次辅吕调阳、张四维，不过形同摆设，事无巨细都由张居正定夺，两人不敢担当首辅重任，上疏援引先朝故事，请皇上谕留张居正在官守制，即所谓“夺情”。明神宗接到奏疏后，下旨夺情。张居正连上三疏乞恩回乡守制，神宗也连下三旨慰留，夺情遂成定局。对这种公然违背封建礼教的举动，自然引起了守旧官僚们的强烈反对，神宗廷杖了几名言官，才把朝野舆论强压了下去。史书却谓，所谓夺情，乃是张居正和掌印太监冯保的阴谋：
“江陵〔张居正〕闻父讣，念事权在握，势不可已，密与保谋夺情之局
已定，然后报讣。”〔《定陵注略·卷一江陵夺情》〕
张居正本是不拘常格的人，封建礼教不会被他放在眼里，当时新政正在全面展开，断无离职二十七个月之理。他不愿回乡守制，希望夺情，是毫无疑问的。在上疏乞恩守制时，就说得很露骨：“如皇上之于臣，若是之恳笃者，此所谓非常之恩也。臣于此时，举其草芥贱躯，摩顶放踵，粉为微尘，犹不足以仰答于万一，又何暇顾旁人之非议，循匹夫之小节，而拘拘于常理之内乎。”表面上乞恩守制，却暗示皇上不必拘于常理。但张居正自己不愿守制，神宗、太后更不愿他离职守制。张居正名为首辅，实乃摄政，十足是个“改革的总设计师”，朝廷岂可一日无他？即使他真心实意要求守制，神宗、太后也绝不会答应。第二年三月张居正归葬，希望能请假到八九月份，神宗却命他五月份即回京办公，其间朝廷有大事，即千里奔驰请示张居正，足见朝廷不可一日无“首辅张先生”。以张居正之精明，岂会不知道这一点，哪里用得着画蛇添足鬼鬼祟祟与冯保密谋夺情？不错，神宗是在张父死后十余日才获悉的（神宗给张居正的手札说：“朕今览二辅所奏，得知先生之父弃世十余日了，痛悼良久。”〕，但张居正本人也只比神
宗早一日获悉死讯。张父死于十三日，到二十五日噩耗才传到北京，第二天吕调阳、张四维就上疏要求夺情了，一天之差，说张居正与冯保谋定然后报讣，未免过于勉强。何况既是密谋，史官焉能得知，什么“江陵时作擎曲状，令小史扶掖内阉，乃叩头谢，强之立而受，云：‘此头寄上冯公公也。’”〔同前引〕绘声绘色，如亲临其境，那是把历史当小说了。
二
医学上有所谓“久坐成痔”一说，多年的文牍生涯，使张居正得了很严重的痔疮。痔疮本非致命，但张居正为了根治，却请了一位“名医”动手术割除痔疮。按当时的医学条件，以中医的外科水平，开刀动手术无疑是在跟死神开玩笑。果然，在万历十年三月间动完手术后，张居正就再也起不来床，接旨也只能伏枕叩头。拖到了六月，垂危，十八日神宗命太监送去一封手谕问张居正政治遗嘱，张居正挣扎着写了一本密揭推荐了两名接班人，又过了两天，二十日，即病逝。其死因，当是由于手术后失血过多〔在手术后张居正上疏说：“臣宿患虽除，而血气大损，数日以来，脾胃虚弱，不思饮食，四肢无力，寸步难移……”〕，或伤口感染。但与张居正有私怨的王士贞却说张居正实死于纵欲过度：
“〔张〕得之多御内而不给，则日饵房中药，发强阳而燥，则又饮寒剂
泄之，其下成痔。而脾胃不能进食。”〔《嘉靖以来首辅传·卷八申
时行传》〕
对这段痔疮形成的病理分析，中医家不知觉得如何，在现代医学看来却不过是胡言乱语。晚明士人风行房中，张居正或未能免俗，但说他“多御内而不给，
则日饵房中药”，莫非王士贞在张居正的卧室装了窃听器？
明人对性抱着一种极其矛盾的神秘态度，一方面希望能通过房中术求得长生不老，一方面却又认定纵欲伤身，而那些体弱多病的人，也就往往被认为好色纵欲，反正“好色纵欲”并无一定标准，除非是光棍，这顶帽子谁都可以戴上。以后多病的明神宗也是因此饱受臣下这方面肆无忌惮的攻击，“以目前衽席之娱，而忘保身之术，其为患也深”〔卢洪春疏〕，“得非衽席之爱不能割，曲蘖之好不能免乎？有一于此，足耗元气。皇上行之有节而不沈溺，则元气自充矣”〔赵
志皋疏〕，“以皇上妃嫔在侧，宜思戒之在色也。……此其病在恋色者也。”〔雒于仁疏〕，“皇上郊庙不亲，朝讲不御，章奏多留中不发，为困于曲蘖之御，倦于窈窕之娱，否则，何朝政废弃至此极也？”〔冯从吾疏〕，真是不胜枚举。对这种身在九重之外却自以为对皇帝的性生活知道得一清二楚，把手伸到了大内衽席之间的近于诽谤的言辞，神宗最初是怒不可厄，必加严惩，到后来悟出了这些人不过是要“沽名讪上”、“讪上卖直”，欲博得犯颜死谏的美名，简直就是为了被惩罚而上疏，惩罚他们，惩罚得越重，越满足了他们的心愿。对这种近于受虐狂的变态心理，有一个很好的例子：吴中行等人因为上疏反对张居正夺情而被廷杖，刑部办事进士邹元标见状，厚贿太监，马上也上了一疏反对夺情，也挨了八十廷杖，发谪极边充军，顿成名人。
等到神宗悟到了这一点，看透了大臣们的心理，对这类进谏往往就懒得理睬，把奏疏留中不发，任其自生自灭，再激烈的言词也懒得去追究，锦衣尉的监狱竟至于长满青草。他从此三十年不上朝，消极怠工了。
三
张居正一死，二十岁的神宗总算可以亲政了。要雪太后曾命张居正辅助他到三十岁再亲政之耻，要从张居正的阴影中走出来，必然要对张居正死后算账。于是，剥夺张居正生前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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