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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德观念中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中国古代中也有些作品成为宣扬封建道德的教科书。中国古代题材相对集中，因袭现象比较严重。
3、人物塑造:
要知道中国古代的人物塑造经历了从实录到虚构、从类型化人物到类型化典型、从类型化典型到个性化典型的发展过程。
像是唐朝以前的还属于记述怪异和实录人物言行的阶段，没有自觉地创造人物形象。
到了唐传奇开始进行艺术虚构，在故事情节开展中注意刻画人物。
但是，人物刻画还服从于故事情节的叙述，人物个性不够鲜明，人物还处于类型化阶段。
到了宋元话本出现，注意把故事情节的曲折开展与人物个性的刻画统一起来，在类型中有了个性。在宋元话本基础上产生的《三国演义》、《水游传》创造了一系列光辉的类型化典型形象。
这些类型化的典型人物是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产物。
体现了我国古代人民以古拙雄浑为美的审美趣味，要求和谐与整一的古典美学原则。
这些典型人物没有西方中人物“灵与肉”的搏斗，没有忏悔与赎罪意识，没有人格的分裂。我们不能以西方为标准来贬低英雄人物的典型意义。
当然，应该看到这种类型化的典型是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体现着政治化的道德观念，比较适合表现重大题材而不太适合表现日常生活。
比较适合表现英雄人物而不太适合表现细民百姓;比较适合表现雄浑粗豪的风格不太适合表现细腻温柔的情感;存在着简单化、绝对化的倾向，不利于表现生活的复杂性。
因此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和中国古代艺术经验的积累，从《金瓶梅》开始中国古代逐步达到个性化典型的成熟阶段。
4、结构与语言:西方是先有长篇后有短篇，而中国则相反先有短篇后有长篇。
因而，中国古代的结构也不同于西方。
文言深受史传文学特别是《史记》的影响。
大部分文言都是传记体。白话短篇基本上也是人物传记的体例。
总之无论文言或白话短篇都是纵向地顺序地讲述人物的一生中几件重大事件，有头有尾，而少有西方短篇那样横切人物片段生活，甚至只描写一个瞬间的心理活动。
长篇一部分由“讲史”发展而来。
话艺人依据的重要材料是史书，受《史记》分为传记合为通史体例的影响;“话”艺人要把长篇故事分若干次讲完，一次讲述一个故事，这就造成“讲史”话本基本上是把短篇故事联缀在一起的体例。
长篇另一部分由“”演变而成，这类长篇更是短篇连缀体。
到了《金瓶梅》出现，长篇才摆脱了线性结构，发展为网状结构。
史传文学是历史家为历史人物作传，话是书人讲述人物故事。
因此，中国长短篇多是第三者叙述而没有第一人称的写法;大多是顺序叙述人物和事件，极少运用倒叙、插叙手法。
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民族语言是构成文学作品民族特色的最重要因素。
中国古代在语言方面有着得独厚的优势，首先，存在文言和白话两大系统。
文言语言的精练准确，白话语言的生动活泼，可以互相吸收互相融合。
其次，群众创作与文人创作相互结合，相互学习，既有民间语言的丰富矿藏又有文人创作的锤炼加工，使语言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
第三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国度，诗、文、词、曲以及历史着作、哲学着作在语言方面都有着辉煌成就，为语言的成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水浒传》和《红楼梦》达到古代语言成就的高峰。
5、融合与发展。
中国古代的独特民族形式、民族风格，它的繁荣发展除了上述诸因素外，还应考察其内部发展演变的情况。
中国古代可分为几种类型，它们以共同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为基本特征，有着比较严格的规范，但又是不断融合演变的。
它演变的方式是同类的纵向延伸和不同类型的横向融合两种方式。
同类的纵向延伸，又可分为演变与扩大两种情况。首先演变:如长篇人情从《金瓶梅》发轫，然后直接发展为家庭;演变为才子佳人等等。
其次我们扩大:一种办法是直接的续书。
续书多是中国古代的特有现象，几乎所有古代有影响的作品都有续书;另一种办法是由一人扩大为家族，由一个家族扩大为另一个家族。
如隋唐系统中的罗成扩大为罗家将;薛仁贵扩大为薛家将。
北宋初年边境战争由杨业扩大为杨家将，又扩大为杨家女将;由杨家将又扩大为狄家将、呼家将等等。
以上两种情况基本上都属于同类之间的延伸、演变、发展;另一种情况，则是不同类的横向融合，产生新的品种或新的风格。
而公案与侠义结合为公案侠义就是产生了新的品种。
而更多的是在保持一类基本模式的同时吸收融合另一类的写法，产生新的风格。
历史演义融入英雄传奇、神魔的写法产生了《禅真逸史》这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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