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灾难。无辜被杀,冤狱横生,社会不宁,出现了“法令滋章,盗贼多颖,“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的局面。
司马迁反对酷吏,倡言不能以此为榜样,其反对苛政虐民的思想,完全深寓于叙事之郑
司马迁把酷吏苛政出现的罪责归之于汉武帝,文中多次“上以为能,至太中大夫”,“子以尽力无私,迁为御史大夫”等等,甚至“汤尝病,子至自视病,其隆贵如此”。
司马迁对某些酷吏的某些品质,如对郅都的“伉直”,及其“行法不避贵戚”,“不发私书,问遗无所受,请寄无所听”,“奉职死节官下,终不顾妻子”的廉洁奉公的品德,和“居岁余,郡中不拾遗”的治绩都大力赞扬,甚至“其廉者足以为仪表”,显示了司马迁公允的史德和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表现了《史记》一贯的“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体现了司马迁美刺艺术的重要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