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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小胆子就大。文化大革命开始时十二岁，就到处去看死人。有一回，听说运输学院门口死了人，我和酗伴芝兰和喜喜跑去看。尸体用塑料布盖着。芝兰说：“喜喜，你敢去把塑料布揭开吗？”喜喜说：“我不敢！”我说：“那有什么不敢的。我去揭！”走过去一掀，啊哟妈呀，周围的人都叫起来，说：“这小姑娘胆子真大！”
一天早晨，人说有一个女人吊死在家门口了。我撒腿就往街那头跑。已经围了好几圈人在参观，看不见。我便从人缝腋下钻过去。我人小，看什么就有这个方便：钻过去。钻过去一抬头，妈呀，就在那悬空女人的脚下！
一次是看跳楼。人还立在上边晃悠着。我和众人在下边等着看那个动作。等得不耐烦，就胡思乱想道：人为什么要自杀呢？活着真的是有那么难吗？
又想道：为什么每一个胎儿降生下来都要放声大哭呢？如果出生为人是一件好事，他们应当大笑才对呀！正是：
。。。。胎儿落地为啥哭？人世艰险多烂污。。。。。
。。。。原本无生无苦恼，为何叫我来贵处？呜呜！。。。。
我和喜喜、芝兰三个小姑娘可以说是好事之徒。遇到有游街示众枪毙罪犯的日子，我们必定跟着车队跑。游到哪儿跟到哪儿。直至出了城，路旁看客少了，车队开快，往青山刑场那边去，我们跟不上了才回来。有一次喜喜说：“我们跑快些，干脆到开枪的地方去看好不好？”我们都赞成这个主意，拚命跑。有别的看客懂得抄近路，我们也跟着抄过去。到了那里，还来得及看到死囚被从车上拉下来。
可以说我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洗礼中长大的。刚上五年级，文革就来了。我们这些半大半小的学生是扫四旧的急先锋。我们的思想最纯正，对真理的接受最为直截了当。我们一伙一伙地带剪刀上街，看到行人裤腿窄一些的就上去捉住，喀嚓一声给他剪开，剪成奇装异服。看到女人留长辫子就给她剪断。至于为什么裤腿要宽辫子要短，这个我们没工夫去想。我们不是在问为什么的年龄。
可是我忘了，我自己也是留长辫子的。似乎辫子在别人头上就是四旧的象征，在我头上则不是。将革命革到我头上来的是我的奶奶。她是胆子小。居委会主任夏大姐就住对面，我家一碗一碟主任一目了然。所以奶奶特别小心谨慎，革命自觉性特别高。她把家里一切有四旧嫌疑的东西都拿出去交给夏大姐。想了想，才发觉我的辫子也在扫掉之列。便拿起一把剪子朝我走来。我的辫子是从胎发留下来的，舍不得，便逃。奶奶就追。她那脚是缠过的，属于末代小脚。于是1966年的一个夏日，在武汉市的滨江大道上，有一个小脚老奶奶手里挥着一把大剪子，一颠一颠地在追她的长辫子小孙女。这个镜头要是有人抢拍下来，一定会获得二十世纪新闻摄影大奖。
想不到的是，当时真的有人拍摄下来了！此事直至四十年以后，我巧遇了那位摄影者才知道并看到了照片！
我的受教育程度实际上是到4点5年级为止。从此时起“停课闹革命”，直至小学“毕业”。免考，全班直接进入初中。混了一阵，“复课闹革命”。实际只闹革命，并不复课，主要是念念毛主席语录，以及上街跳跳忠字舞。曾有一阵，似乎真的是要复课了。臭老九抱着一摞教案准备进教室开讲，不料门一推，头上掉下来一颗地雷——半瓶开盖的墨水，和一把扫帚。爆炸声是同学们的开怀大笑和跺脚拍手。
很快就要“初中毕业”，方向是“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敲纺织工业部决定在四川省双阳市建立一个大型纺织厂，需要从武汉调一批熟练工人过去。给出的优惠条件是：谁去，谁的子女就可以不上山下乡。我的父母为子女前途计，就报名了。
要离开武汉这座热腾腾的母城，我是非常舍不得的。曾经把户口簿藏起来，不让爸爸去办迁徙手续。但那有什么用？部租的两艘大轮船沉闷地鸣叫两声，装着八十几户人家，转身朝上游遥远的地方，呼哧呼哧吃力地开去。
上船之后开船之前，邻居酗李升找到我，说码头上有一个人要见我。李升也是上船的移民。我问：“谁？”答：“你下去就知道了！”我只好跟他下去。
原来是刘纯华！码头水边有一批待运的砖码在那里，刚好隔出一方净土。刘纯华就候在那中央！李升指点完就走了。
刘纯华不是我们红街五里的，他住在六里。但几乎每天都到我们五里来。他是李升的铁哥们。他们有一伙朋友经常聚在李升家前面的小块园地，谈天说事，下棋打牌，吹拉弹唱。后来他们与我弟弟也混熟了，常来找我弟玩。我因此也几乎成了他们的朋友。
刘纯华的小提琴拉得很好，时常吸引得我出神地听。尤其是当他的《梁山伯与祝英台》琴声飘来时，我就要静静地坐到闺房窗边，领悟那伤感飞翔的境界。我觉得这个人真是多才多艺，能够奏出如此美妙的音乐。他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父母都是医生，有一种不同于我们这些土孩子的气质。有一天，当他来我家时，我说：“你的小提琴拉得真好，能不能教教我啊？我想学！”他很高兴地答应了，天天带着小提琴到我家来，教我。
不过到底没有学成，半途改学琵琶来了。有一天他邀我和弟弟上他家去，碰到他姐姐在弹琵琶，这比小提琴更吸引我。他姐也认为女孩子学琵琶更合适，也愿意教。于是我拜刘姐为师，下功夫跟她学琵琶。此事我爸妈十分支持，在我十五岁生日那天两人笑眯眯地将一件礼物捧到我的面前：是一把从旧货店淘来的琵琶！才花了三十元。文革期间好东西不值钱，往往花不多的钱能淘到非常好的东西。这把琵琶属于上品，连刘姐也羡慕得了不得。
刘纯华为人显得老成持重，机智能干。文化大革命初期，“横扫牛鬼蛇神”那会儿，“革命小将”们杀入我的邻居杨伯伯家，将杨老奶奶从病床上架起来批斗，剃阴阳头。同时要将杨伯伯的女儿迎春和迪春剃阴阳头。她们是十五六岁的女孩儿，剃阴阳头象什么话？拚命抵抗，誓死不从。危急之际，刘纯华出场了。他说：“你们等等！我去把居委会主任请来！”小将们错愕，弄不清此何人何意，只好暂停。刘纯华以百米跑的速度急奔，半拽半架的把夏大姐弄着来。与其说是请，不如说是挟持吧。不知他跟夏大姐说了些什么。夏大姐对小将们说：“我是这个区的领导，小将们辛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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