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宋博士的笔记本

的，也很少有人将海德格尔、昆德拉与狄更斯同时放在一篇文章里的（《海德格尔与其他哲学家》），更因为后期的罗蒂对文学所抱有的异乎寻常的亲近态度（让我在哲学与文学之间选择一个我最喜欢的，我当然会选择文学，所以我当初报考的是文学专业，而不是哲学专业，只是被调济到了哲学系而已，这大概也和我的性格有关系吧），像晚年的海德格尔一样。他很有性格，我喜欢。所有独创性的哲学家（柏拉图、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尼采、胡塞尔、海德格尔、维特根斯坦）都是当时思想上的异类，只会向他人精确地重复前人观点的人只能做教授，所以邓晓芒教授是个优秀的教师，可他永远也成为不了康德，我们也都成为不了哲学家。罗蒂从现在看虽然还不具有里程碑式的价值，但在某种程度上，他是传统西方哲学的总结者和终结者（如果说黑格尔是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终结者，海德格尔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的话）。

罗蒂的叛逆表现在多个方面。在罗蒂看来，柏拉图是一面镜子，它所要探寻的是在它之外的东西，笛卡尔也是一面镜子，不过这面镜子所要探寻的却是从它里面反映出来的东西，它们所追寻的都是事物精确的表象，罗蒂自己也是一面镜子，它要将它的视野重新转移到外部世界里去，而他所要追寻的是事物内在的协调性。直到黑格尔那个时代，哲学都一直是人类的希望，科学进步的指导者，在那个时候，哲学所探究的领域非常明确，它不研究人的情感，不将个人的行为和事件纳入研究范围。千百年来，作为哲学主体地位的形而上学总是不断地努力去寻找那条永恒的单纯而美妙的旋律，直到在康德那里，以一种近乎完美的方式完成了关于形而上学的所有提问与建构，康德的形而上学体系便是最终的形而上学体系，甚至可以说，康德之后的哲学家并没有提出任何新的东西来，他们所做的一切无非是在康德所打下的坚固的地基上添砖加瓦而已，遗憾的是，有一天，一个叫做黑格尔的很贪心的泥瓦匠把这些全都给弄砸了，于是地基上又只剩下了一堆瓦砾，新的泥瓦匠们则不再寻求重建巴别塔的尝试，他们有的把地基上的瓦砾拿回家去一片片地做分析，他们之中的一个怪才说：“形而上学的语言是一种类似于精神布者的语言。精神布者讲话总是语无伦次、没有意义，别人听不懂。形而上学的语言也是如此。形而上学哲学家不按照日常语言的规则讲话，不在具体用途中考察它们的意义，而是违反规则，脱离用途，盲目地去寻找它们的绝对意义，因此形而上学的争论是毫无结果的。”有的只关心生活在露天里而不自知的人类的生存状态，还有的坐在废墟上捶胸顿足嚎啕大哭要死要活，还有一位老兄望着远处那座最近拔地而起的大厦说，啊，看啊，那里过去还只是一片荒原呢，我们要照它的样子将属于我们自己的宏伟的大厦建立起来，可是我只是个泥瓦匠，钢筋结构的大厦该怎么造？于是生活在废墟上的人们不再寻求泥瓦匠们的庇护了，他们纷纷迁徙到那座钢筋建筑里去了，在那里，他们不用被太阳晒，不用被雨淋，只不过，他们并不知道那只是座漂浮在半空中的大厦。带头的就是一群被称作实用主义者的人。还有一些怪人留了下来，他们热衷于将地基的石头撬出来改造成各种稀奇古怪的样子，并宣称前人的东西都可以拿来被随意地解释。这个时候罗蒂出现了：“你们错了，你们都错了，世界上的每一块土地都是平等的，从来都是平等的，精英们，让我们来把这片废弃已久的荒地平整一下，我们要在上面植树造林，开赌场，电影院，文学沙龙，玻璃球游戏室，还要建教堂和实验室，这是最要紧的。”

皮尔士认为有四种确认信念的方法，它们分别是，第一，固执的方法，第二，权威的方法，第三，先验的方法，第四，科学的方法，皮尔士对前三种方法都持批判态度，固执的方法在社会上是行不通的，权威的方法对于保障社会秩序是必须的，但它阻止不了人们对权威信念的怀疑和反对，先验的方法不具有普遍的有效性，只有科学的方法才不受到任何主观因素的干扰。像马克思一样，杜威赋予了哲学和哲学家以新的使命，创立了一种工具主义的实用主义，即：第一，在经验过程中，知识是重要的，但知识永远是工具；第二，经验的态度对疑难和变化更有兴趣，疑难与变化意味着机会，有了机会才可能有成功；第三，科学、知识的成功表现在对于具体事物的操作和控制过程中。“哲学如能舍弃关于终极的、绝对的、实在的研究的无聊独占，将在推动人类道德力的启发中，和人类想获得更有条理，更为明哲的幸福所抱热望的助成中取得补偿。”和康德一样，实用主义者所关心的根本问题也是认识是如何可能，知识是如何可能的问题，实用主义所认可的是一种将存在看作一切知识之根本基础的知识观。按照这种观点，认识论不应被理解为对我们认识活动所依据的抽象条件加以研究，相反，它乃是对我们存在方式的状况和结构进行考察，此种考察既是认识论的又是本体论的，于是在戴维森那里，观念与对象的关系从柏拉图的等级模式、康德的对立模式转变为单一模式的，也即戴维森反对二元论，反对“图示—内容”的二元论区分，反对真理是“与实在符合”的观念，但是又保留了世界的实在性，并提出“无需对照的符合”观，主张知识是独立于我们的思想或语言的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二者之间是一种随机因果的关系。在真理问题上，罗蒂将戴维森同詹姆士进行比较，詹姆士认为真理或“真”不是一个实体性的对象，不是一个表示某事态的语词，“真”只是一个用来表示赞同的语词，罗蒂将其总结为“真理不具有说明性的用途”。所有这些在我看来，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做的变革，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迎合科学至上主义时代的到来，传统的形而上学在实用主义者那里俨然已经成为了为科学方法扫清障碍的附庸与鸡肋，随时可以置之一边，没有任何尊严可言，当真理被贬低为临时性的话语的时候，信仰也就失去了它耐以生存的根基，可以说，实用主义给了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哲学以致命一击，既然形而上学是不可能成为科学的，那就只能成为一种人性生来的爱好，成为人类学（像早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成为拟文学（像晚期海德格尔所做的那样），在罗蒂那里甚至成为一种娱乐，一种“有趣的东西”。我想，之所以会造成现在这种尴尬的状况，是不是和人类以及人类社会与生俱来的否定性有关呢？如何决断？我不禁想起了一句口

本章 共4页 / 第3页 ,请点击下一章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