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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皆以天宝十四年安禄山反为乱之始，臣独以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张九龄相，专任李林甫，此理乱之所分也。愿陛下以开元初为法，以天宝末为戒，乃社稷无疆之福！”崔群所言非虚，果然，宪宗自己就死于一次疑似政变：“初，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立澧王恽为太子，上不许。及上寝疾，承璀谋尚未息。太子闻而忧之，密遣人问计于司农卿郭钊。钊曰：‘殿下但尽孝谨以俟之，勿恤其他。’钊，太子之舅也。上服金丹，多躁怒，左右宦官往往获罪，有死者，人人自危。庚子，暴崩于中和殿。时人皆言内常侍陈弘志弑逆，其党类讳之，不敢讨贼，但云药发，外人莫能明也。”即位的穆宗和敬宗也不是什么好鸟：“上（敬宗）游戏无度，狎昵群小，善击球，好手抟，禁军及诸道争献力士，又以钱万缗付内园令召募力士，昼夜不离侧。又好深夜自捕狐狸。性复褊急，力士或恃恩不逊，辄配流、籍没。宦官小过，动遭捶挞，皆怨且惧。十二月，辛丑，上夜猎还宫，与宦官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及击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从宽、阎惟直等二十八人饮酒。上酒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苏佐明等弑上于室内。刘克明等矫称上旨，命翰林学士路隋草遗制，以绛王悟权句当军国事。壬寅，宣遗制，绛王见宰相百官于紫宸外庑。克明等欲易置内侍之执权者，于是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魏从简、梁守谦定议，以卫兵迎江王涵入宫，发左、右神策、飞龙兵进讨贼党，尽斩之。克明赴井，出而斩之。”这就叫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可是在黄雀的身后是不是还潜伏着更为凶猛的捕食者呢？这个故事里的黄雀王守澄后来很快也被吃掉了，那是文宗朝的事了：“李训、郑注既得幸，揣知上意，训因进讲，数以微言动上。上见其才辩，意训可与谋大事，且以训、注皆因王守澄以进，冀宦官不之疑，遂密以诚告之。训、注遂以诛宦官为己任，二人相挟，朝夕计议，所言于上无不从，声势炟赫。注多在禁中，或时休沐，宾客填门，赂遗山积。外人但知训、注倚宦官擅作威福，不知其与上有密谋也。上之立也，右领军将军兴宁仇士良有功。王守澄抑之，由是有隙。训、注为上谋，进擢士良以分守澄之权。五月，乙丑，以士良为左神策中尉，守澄不悦。宪宗之崩也，人皆言宦官陈弘志所为。时弘志为山南东道监军，李训为上谋召之，至青泥驿，癸亥，封杖杀之。李训、郑注密言于上，请除王守澄。辛巳，遣中使李好古就第赐鸩，杀之，赠扬州大都督。训、注本因守澄进，卒谋而杀之，人皆快守澄之受佞而疾训、注之阴狡，于是元和之逆党略尽矣。”李训、郑注同样没有逃脱螳螂的命运，大和九年发生了着名的甘露事变，李郑没有除掉他们一手提拔起来的仇士良，反倒命丧黄泉。
没有任何出人头地机会的天才诗人杜牧就这样做着“十年一觉扬州梦”，作为一个纵欲主义者的天才诗人杜牧为什么还会“尘世难逢开口笑”，“但将酩酊酬佳节”呢？现在，他的诗作的价值终于被同样失意落寞的人们所发现，他确实再也“不必登临恨落晖”了。
一个不解之谜
拜读了入谷仙介先生的《王维研究》，先生作为一个外国人，对中国古籍钻研之精深，对华夏文化认识之透彻，着实令我们这些晚辈汗颜。值得注意的是，先生对王维和陶渊明所作的比较，认为两者有重合的地方，也有不重合的地方：“王维以陶渊明式的用田园来保持自己的主体性这一观念为基础，融合大小谢的观察现实中的农民和客观写景两种方法，使田园诗的创作达到了一定的艺术高度。在诗的世界里导入农民作为独立的客观存在，是王维的一大功劳，使他的田园诗成为到杜甫、白居易的写实诗的过渡。尽管如此，他却在表现农村、农民的诗里，加入了与贵族官场对立的隐逸世界，其结果，使他的田园成了乌托邦。”入谷仙介先生在书中提了一个问题：在当时的大诗人之中，王维为什么独与李白没有过交往？不知为何，入谷仙介先生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我也是百思不得其解。按理说，两人几乎同岁，又都是桂冠诗人，虽然李白并不是正统的官场诗人，又或许两人并不属于同一个政治集团或者文人集团，但两人应该没有任何道理从未有过接触。据说王维的诗丢失了十之八九，或许这十之八九里就有涉及李白，又或许机缘巧合两人确实并无赠答也在情理之中，总之，暂且存此疑难，有待学理精通之高士来破解。
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
看了几篇文章，一篇是《天马的终结——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说微》，一篇是《重建知识与人格的立足点——徐复观的知识分子论》，一篇是《梁漱溟“乡村建设”思想及其发展观叙论》，现仅就各方观点作一个粗略的梳理。
一、现在学界的普遍观点是，并不存在一个徐复观所谓“两千年的专制统治局面”，所以也不存在什么“道”与“势”的生死抗衡。说中国古代的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附庸，也应该分而论之，王戎是的，山涛是的，向秀是的，阮籍可以说是的，稷康就不是的，刘伶也不是。宋代政治更是相权政治。中国历史上的大多数皇帝都是很可怜的，如东汉中后期的那些皇帝，如唐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还有明代中后期的那些皇帝。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主流一直是具有独立性的。陈寅恪在《魏晋南北朝史演讲录》里所引的王祥不向司马昭跪拜的事迹即是道统。
二、中国知识分子自身的问题：“作为一个中国思想史家，徐复观并没有把中国历代知识分子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在他看来，两千多年的中国知识分子历史，以唐宋为界，可以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阶段。在唐宋之前，知识分子在政治面前还能保持相当独立的姿态。汉代的察举制虽然将士人引向仕途，但能否入选，不是像后来的科举制度那样取决于皇帝的意志，而是要看乡曲的清议，无异于政府将人事权公之于社会，社会拥有一种原动力。知识分子要进入政府，首先要进入社会，这就使得汉代的知识分子不得不以社会为本位，因而还有廉耻之心，知道要砥砺品节。到了魏晋南北朝，实行九品中正制，虽然多有流弊，但中正的品鉴，仍然以士人在社会上的行谊为标准，并在理论上可以不为政治权力所左右，皇帝对于中正的品第，亦无从加以干涉。知识分子依然是站在皇帝与百姓的中间，发生一种贯串平衡的左右，知识分子在这平衡之中，对政治保持了相当的尊严，维持住若干的人格。然而，从隋唐开始的科举制度，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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